再會見蔡先生，是在十年後的倫敦。那時候蔡先生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大學校長，到歐洲去遊歷。在倫敦攝政街的中國飯店裡，北大學生開了一個歡迎會。名義上雖是北大學生，可是原先與北大沒有關係的也多人在場，我自己便是一個。
此外記得起的還有張奚若，錢乙藜，張道藩。在場的北大教員有章行嚴與劉半農兩位，學生則有傅孟真，徐志摩，徐彥之，劉光一等。那時我新買了一個照相機，初學照相。即在中國飯店的樓上照了兩張團體相。
這相片到抗戰以前還存在，現在可無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倫敦時的故事，現在只記得二三個，大約因為稍微帶些幽默，所以至今沒有忘掉。有一次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社會心理學者懷拉斯請蔡先生到他家去茶敘，座中有他的夫人與女兒。陪蔡先生去的是志摩與我兩人。起先我們任翻譯。
忽然志摩說蔡先生在法國住好久，能說法語。懷夫人與小姐大高興，即刻開始與先生作法語談話。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樣回答。我為瞭解圍，說蔡先生在法國只是作寓公，求學是在德國，所以德文比法文好。
懷夫人、懷小姐不能說德語，只好依舊作壁上觀。懷拉斯說他從前到過德國，可是德話好久不說已不大能說了。他與蔡先生用德文交談了幾句話。我記得懷指窗外風景說SCHON，蔡先生說IE—BRACBON，可是這樣的片言隻字的交換，沒有法子，懷先生說還是請你們來翻譯吧。
一次我與志摩陪蔡先生參觀一個油畫院。裡面有約翰孫博士的一張油畫像。我與志摩說起約翰孫博士的談吐，骨氣，生活狀態，很像中國的吳先生。在出門的時候，蔡先生選購了幾張畫片，微笑着的說「英國的吳先生的畫像也不可不買一張」！
最難忘的一次是某晚在旅館中蔡先生的房間裡。一向總是有第三人在一處。此時第三人卻因事出去了，房內只有我與蔡先生兩個人。那時與蔡先生還不知己，自己又很怕羞。
要是他做他自己的事倒好了。可是蔡先生卻恭恭敬敬陪我坐著，我提了兩三個談話的頭，蔡先生只一言半語便回答了。兩個人相對坐著，沒有談話。心中着急，更想不出話來。
這樣的坐也許不到半點鐘，可是在那時好像有幾點鐘似的。幸而第三人來了，方纔解了當時的圍。
民國二十一年冬與吳先生同船由法回國，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與吳先生同乘津浦北上。拜訪蔡先生後沒有幾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廠的菜根香請吃飯。吳先生坐首席，同座都是從前在英國的熟朋友。飯後一干人一同步行從先農壇走到天橋。
當時感覺到一種北平閒暇的趣味。可是沒有多少時候，空氣突然緊張，蔡先生離京南下，此後他便有十年沒有到過北平。
大約是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過幾天。武漢大學的同人給他一個很熱烈的歡迎。可是那時候我正病臥在床上，不能夠行動。倒是蔡先生走上百餘級石級，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問。
對於一個後輩，而且實在是很少見的人，看做親切的朋友，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個特點。
就是這一年的夏末——還是次年？暑假時我從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到南京後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時北上，出席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一同相約同行。在車上除了一位基金會的美國董事外，沒有什麼很熟識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處。這時與倫敦旅館中大不同了。
自己沒有了拘束的感覺，沒有話的時候也並不勉強的想話說。可是這一次蔡先生談話很多，從中國的政治教育到個人瑣事。特別是過泰安附近時，我們在窗口憑弔志摩遇難的地點，談了不少關於志摩的回憶。蔡先生帶了幾瓶南京老萬全的香雪酒，是朱騮先送他在車上喝的。
第一天晚餐時我們兩人喝了一瓶——應該說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只能陪二三杯。那晚上蔡先生雖沒有醉，臉卻紅得厲害。第二天中晚兩餐喝了一瓶。蔡先生說這樣正好，聽說他每餐得喝一點酒，但並不多。
車快到北平時，他對我說，中央委員乘車是不用花錢的，所以這一次一個錢也沒有花。心裡覺得有些不安，飯車的賬請我讓他開銷了罷。他說得這樣誠懇委婉，我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可是第二天早晨發現不僅飯費，連睡車上茶房的小費他都付過了。
車到站時，他又說他帶了一個當差，而且有人來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處運去。所以這一次與蔡先生同行，一個年輕三十多歲的我非但沒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藹體貼的風度。
蔡先生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後重遊舊地，盛受各團體、各個人朋友的歡迎招待。常常一餐要走兩三個地方。他到一處，一定得與每一客對飲一杯，飲完方離去，所以每晚回家時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他對一切的興趣都很厚濃。
故宮博物院歡迎他去參觀時，他進去看了一天。他的腳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無倦容。我們從游的年輕些的人，都深為驚異。那時候我們認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齡，應當是不成問題的事。
那一年以後，除了某年暑假，我與叔華在上海經過到愚園路進謁一次蔡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沒有再會見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