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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躲避這現實的方法，我們看來頗有點幽默。在他們之間，時興三部古書，《老子》、《莊子》和《周易》，《老子》、《莊子》都是教人回到渾噩無是非無差別的境界去的，「未嘗先人，而嘗隨人；人皆取實，已獨取虛；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如不知人心如鏡，一到虛靜界，什麼隱秘，更看得清清楚楚；反不如在勢利場中鬼混，真能昏天黑地，不見天日。這樣，他們想在老莊哲學中找到安身立命的隱蔽處，如果，更把是非看得分明，更不能安身立命。
他們第二種躲避現實的方法是「飲酒」，司馬昭要替司馬師求婚于阮籍，阮籍一醉
60日，使來使無從開口。以酒醉來躲避，只有這一次是有實效的。後來司馬炎讓九錫，公卿大夫要一力勸進；那篇勸進文，奉命非要阮籍動筆不可。阮籍也想借酒醉來躲避，畢竟不可能；只得就案寫成，讓來使抄了去。
大概嵇康也不大讚成阮籍的辦法，所以說：「阮嗣宗，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因為如嵇康那樣性格的人，喝醉了酒，方會靜默下去；阮嗣宗本是「與物無傷」的，酒後反常，會惹些是非也未可知呢！第三種躲避現實的方法，是入山修道，學做神仙。可是修道愈有功夫，說起話來愈是刻毒。那位隱在蘇門山的孫登，老實不客氣，就說嵇康「才多識寡，不得善終」；好在嵇康並不是得君行道的人，否則孫登自己也就要不得善終的了。魏晉文人種種自己麻醉自己躲避的方法，都不見實效，只能如駝鳥一樣，把頭鑽在樹林裡，當作自己已經躲起來了，讓獵人捉了去拿去宰割。
東晉以後，佛家的思想傳播過來了，釋迦的教義代替了老莊的教義。第一等聰明人，大都出家做和尚去；在另外一個世界裡有大法事可做，不必和現實混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躲避起來。並且在另外一個世界，對於人間世的種種一切，都有從頭來過的公平正直的總算帳，那一切憤憤不平之氣，自然而然地沉寂下去。所以要躲避現實，單靠自己麻醉是難得見效的，最要緊的要如佛家一樣能有另一乾坤可去，不過天堂、靈魂、來世等等，在現在，已經給科學打得粉碎了；我們要構成另一世界，卻不十分容易呢？
節 操
曹聚仁
中國歷史上所謂士君子，以節操為重，取巧躲避，卻並不是儒家之道。東漢末年，黨錮禍起，張儉亡命困迫，無論投向什麼人家，只要知道是張儉，明知要惹大禍，大家甘于破家相容。范滂初系黃門北寺獄，同囚的很多生病；滂自請先受榜掠，三木囊頭暴于階下。滂遇赦歸鄉，又以張儉案株連，朝廷大誅黨人，詔下急捕范滂等。
督郵吳導抱詔書閉戶伏床而泣，范滂聽到這消息，知道督郵為的是他自己，便到縣自首。縣令郭揖解印綬，願與范滂同走，放滂曰：「天下這麼大，你怎麼到這兒來？」范滂道：「我死了，大禍也就完了，怎麼可以牽連到別人呢？」滂別母就獄。他的母親安慰他道：「和李膺、杜密死在一起，豈不是很光榮的嗎？」黨案牽連到李膺，有人勸李膺出走。李膺道：「處事不怕難，有罪不逃刑，乃是臣下的本份。
我今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往哪兒逃呢？」便就獄受毒刑而死。黨案株連所及，各人的門生故吏及其父兄，都在禁錮之列。蜀郡景毅曾叫他的兒子從李膺為門徒；因為未有錄牒，免于禁錮。景毅便自請免官，道：因為敬仰李膺的為人，才著兒子去從他；難道漏列名籍，便自苟葡安了嗎？”這種種地方，都可以想見當時士君子重節操，輕性命，不肯躲避取巧的情形。
禍患到來的時候，親戚故舊遠嫌避禍的，本來也很多。但就儒家的節氣來說，遠嫌避禍，也是不應該的。孔融性剛直，時常和曹操相衝突。友人脂習每勸融明哲保身。
後來孔融被曹操所殺，陳屍許下。沒人敢去收屍。脂習即往撫屍痛哭，被曹操所拘囚而不顧。又如張儉因黨案逃至魯國，欲投依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年僅十六，擅自收容下來。
後來事泄，褒、融二人均被收送獄。孔融挺身道：「我作主收容張儉的，請長官辦我的罪！」孔褒道：「張儉是來找我的。和舍弟沒有關係的，請辦我的罪。」吏不能決，只好探問他們母親的意見。
孔母道：「我是家長，我負責任，請辦我的罪！」一門爭死，連郡縣都不能決。我們看了這種捨身赴死的精神，千百年後還振發起來，無怪當時震盪—般人的心靈，大家都要砥礪節操了！
「哀莫大於心死」，假使人人偷巧躲避為得計。那末，中國讀書人，都要個個都變成「漢奸」了！「禮義廉恥」之說方興，我願國人注重「恥」字，就該把「節操」比一切都看重些。
從陶潛到蔡邕
曹聚仁
沈從文先生近在國文月刊
三期談習作，叫青年們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其中說到周作人的人生態度，「似因年齡堆積，體力衰弱，很自然轉而成為消沉，易與隱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對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又引了我的意見，說周作人是「由孔融到陶潛」。我說周作人從孔融走向陶潛的路，那是六年前，當周某發表五十自壽詩時說的；可惜沈先生不曾看見我前年寫給周某的信，我希望他不要從陶潛轉到蔡邕的路上去，可是他畢竟走上蔡邕的路，我們做朋友的，又有什麼話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