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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散文集粹 - 68 /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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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散文集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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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書林新話》(讀書筆記)1954,香港遠東;1987,三聯

《文壇五十年》(回憶錄)1954,香港新文化出版社


  

《新紅學發微》 1955,創墾

《觀變手記》(散文集)1955,創墾

《文壇五十年續集》(回憶錄)1955,香港世界出版社

《採訪外記》(報告文學集)1955,創墾

《採訪二記》(報告文學集)1955,創墾

《採訪三記》(報告文學集)1955,創墾

《採訪新記》(報告文學集)1956,創墾

《山水.思想·人物》(散文集)1956,香港開源書店

《中國文學概要》 1956,香港世界出版社

《魯迅評傳》1956,香港世界出版社

《採訪本記》(報告文學集)1957,創墾

《蔣畈六十年》(回憶錄)1957,創墾

《人事新語》(散文集)1963,香港益群

《蔣百里評傳》 1963,三育

《小說新語》(讀書筆記)1964,香港南苑書店

《萬里行記》(散文集)1966,三育;1983,福建人民

《浮過了生命海》(散文集)1967,三育

《秦誰感舊錄》(上下冊,長篇小說)19711972,三育

《我與我的世界》(傳記)1972,三育;1983,人文

《國學十二講》(原以《聽濤室隨筆》為題,1970年在香港《晶報》連載)1973,三育;增補重版改名為《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

論復仇

曹聚仁

我們浙江人和江蘇人都有一個愛國祖師,各有一套復仇法寶;吳王夫差叫一個人立在門口,替他喊口號;越王勾踐睡在柴堆裡,還掛一隻苦膽在帳前。他們兩人大概都是健忘的人,聽了口號,他才想起,睡在柴上,他才想起。還虧了一套美人計,才把國仇復了。


  
現在是用得復仇法寶的時候了,不過叫人立在門口喊口號,似乎不大便當。臥薪嘗膽,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讀物上雖有過一張榜樣:越王睡在炕床上,用一捆柴放在頸下當枕頭,炕床前掛了一隻橢圓形的膽,他的眼釘在上頭,不知道他是否在看有誰經過他的門口,或是在想象膽的苦味。但我總以為這個模樣,似乎都不大真確,炕床的起源我雖不曾考證;但拿柴當枕頭,又是放在炕床上,睡起來未嘗不舒服,依舊可以做好夢。膽也不應當整個放在床前,多掛幾天要爛臭,有害衛生。

要嘗膽時若怕苦可能整個吞下去,不怕苦可以破開膽皮把苦汁裝在瓶裡,一匙一匙地喝。可是我並不想修改,因為我不是修正派;也沒有新的提議,若要那麼樣的臥薪嘗膽我也不妨贊成,因為在復仇的愛國者中間,也許有少爺,也許有小姐,這樣比較的便當。

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希望:要復仇的人要有相當的記性,不要太容易健忘才好。

1931929

談魏晉間文人生活

曹聚仁

從漢靈帝中平元年黃巾亂起到東漢晉恭帝元熙元年晉亡,這二百年間,死個把人,本來不算得什麼一回事的。漢桓帝時,已經「京師廨捨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到了東晉初年,「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鄢陵舊五六萬戶,今裁有數百。”

這是怎樣一個大修羅場!但史家好像不十分關心這些人的死活,只有幾個女人的死,倒大書特書給後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文人給當局開刀,自黃祖殺禰正平始,曹操跟着他把那個多嘴的孔融殺掉了,曹丕又殺了許多文人,要不是看同胞手足之情,連曹植也几乎不能免。其實同胞手足,曹丕也不十分管:任城王就給曹丕弄死的。三國末年,那幾個大名士,司馬懿殺了兩個─—夏侯玄和何宴,司馬昭也殺了—個─—嵇康,他們的罪狀大致是相同的,不孝。

可是臧榮緒在《晉書·阮籍傳》上說:「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這倒是真話,我門都知道曹操、曹丕、司馬懿、司馬昭,他們自己也並不是忠臣孝子;以「不孝」殺那些名士,不過是個託詞。

有人問:曹操、司馬懿,為什麼一定要把文人來開刀呢?我們先找幾件外國的故事來談談:希臘那麼一個標榜自由的民族,為什麼容不得蘇格拉底那個大哲人多活幾年呢?蘇格拉底死的時候,已經71歲,遲早就要死的了;希臘人就有那麼急性非趕緊解決這個人不可。蘇格拉底原沒有什麼大罪過,只是逢人詰問,引起青年們對於現狀的懷疑,使希臘人不再醉生夢死下去;所以控訴他的那三個人,梅利多斯Meletus等,說他「否認國家所承認的神們,另外倡道新神,使雅典青年腐敗。」這是一件事。還有一件事,法國大革命時候的人物,我們中國人最熟知的有一位羅蘭夫人;她臨死時候,對著自由神的石像說:「自由呀!自由呀!世人不知借你的美名,犯了多少罪惡!」她的丈夫聽到她被殺的消息,也當天自殺了;身邊留一小紙條,說:「但願通國厭棄這種殘殺無辜的罪惡,回過頭來,發現真正人道罷!」他們夫婦倆都有歡喜教訓別人的脾氣,至死不悟!魏晉間文人,大概也害了這種多嘴的毛病的,什麼事都要說出一番長長短短的道理,甚至有對黃巾去誦《孝經》的;「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誰耐煩聽你的嚕囌呢?我們讀嵇康寫給山巨源的信,就覺得可笑:什麼「七不堪」,什麼「二不可」,無非惹人頭痛,因而送上斷頭台。

這種毛病,連所謂田園詩人陶淵明都不能免,諸如《雜詩》、《擬古》、《讀山海經》諸篇,字裡行間,都有憤激不平之氣存在着。更無論其他文人了。文人不得善終,在某種情形下,也可說是命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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