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科波菲爾」，克里克爾太太把我帶到一張沙發前和我一起坐下，並說道，「我要和你很好地談談。我有件事要告訴你，我的孩子。」
克里克爾先生當然是我一直在注視的，他這時搖了搖頭，並不朝我看，還用很大一塊黃油烤麵包塞住嘴而止住了一聲嘆息。
「你還年輕，不知道這世界每天有變化，」克里克爾太太說，「也不知道人們是怎樣在這世界上逝去。可是我們人人都得知道這事，大衛；我們有的在年輕時就知道了，有的上了年紀後才知道，而有的一生都知道。」
我熱切地看著她。
「你在假期結束離家返校時，」克里克爾太太停了一會又說，「他們都好嗎？」又停了一會，「你媽媽好嗎？」
不知為什麼，我發抖了，但我仍然熱切地看著她，不願回答。
「因為，」她說，「我很傷心地在今天早上聽說，你媽媽病得很重。」
在克里克爾太太和我之間升起一層霧，她的身影似乎在那霧後動了一下。然後，我感到滾燙的淚水順着我臉往下淌，接着她的身影又不晃動了。
「她病情很險惡。」她又道。
我這時便明白了。
「她死了。」
根本不必這麼告訴我。我已經傷心地大哭了起來，我感覺得到我已是這麼一個廣漠世界上的一個孤兒了。
她對我真是好極了。她一整天把我留在那裡，有時讓我在那兒單獨獃獃；我哭，哭累了就睡覺，睡醒了再哭。當我再不能哭時，我就開始想了，這時我心頭的壓力重到無以復加，我的悲傷是那樣一種無法緩解的鈍痛。
可我的思緒是紛亂懶散的，我並沒有專注地去想壓在我心頭的不幸，只是圍繞着這不幸在紛亂懶散地胡想。我想到了我們那幢寂靜關閉的房子。我想到那嬰兒，據克里克爾太太說也早就日益虛弱了，他們相信他也會死。我想到我們住宅附近墓地上我父親的墳墓，想到在那棵我十分熟悉的樹下躺着的母親。
剩下我一個人在那兒時，我站到一張椅子上照鏡子，看到我的眼睛好紅，我的臉好淒苦。過了幾個小時後，我考慮這樣看來也許我的眼淚真的流不出來了。還考慮當我走到家門口時——因為我要回家參加葬禮——我失去的親人有什麼最使我想起來感動。我意識到在全體學生中我獲得尊嚴感，由於我的傷心我已成為重要人物了。
如果有孩子真正感受到徹心的悲痛，那我就是一個。可我記得這重要性於我是種得意——那天下午，別的學生都獃在教室裡時，我卻在操場上散步。他們上課時，我看到他們向窗外朝我看，我覺得我與眾不同，便更加愁容滿面，步子也邁得更慢了。放學後，他們出了教室和我說話，我覺得我那樣真好——一點也不對他們表現出驕傲，和以前一樣地注意他們每個人。
我要在第二天夜裡回家，但不是乘郵車，而是乘一種很笨重的夜班車。這種車又叫「農夫」，因為主要是供在行駛區間做短途旅行上下的農夫用的。那天晚上，我們沒有講故事，特拉德爾堅持要把他的枕頭借給我用。我至今不知道他當時認為那會對我有什麼樣的好處，因為我自己也有一個。
不過，這是他當時唯一可出借的東西，可憐的人，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張畫滿了骷髏的信紙，分別時他把這張信紙送給我，以使我的悲傷能從中得到安慰，並幫我獲得安寧。
第二天下午，我離開了薩倫學校。當時我沒想到我這一離開就再沒回來。我們慢慢走了一整夜，直到早上九、十點鐘才到雅茅斯。我往車外看，想找到巴吉斯先生，可他不在那兒；倒是一個胖乎乎、呼吸急促而看上去挺快活的小老頭在那兒。
這小老頭穿著黑衣，短褲齊膝處飄着些褪色的絲帶，他穿的襪子也是黑的，還戴着大寬邊禮帽。他大喘氣地走到車窗前說：
「您是科波菲爾大人嗎？」
「是的，先生。」
「請跟我走吧，少爺，」他拉開車門說，「我將很榮幸地送你回家。」
我把手放進他手中時，一面揣摸他是誰。我們來到一條窄街上的鋪子裡，鋪門上寫着：歐默，專營布料，成衣，衣飾，喪事用品，等等。這家店舖逼仄，令人透不過氣來，裡面放滿了各種做好和沒做好的衣，還有一個櫥窗，裡面放滿了大禮帽和女式軟帽。我們走進鋪子後的一個小客廳裡，看到三個年輕女人正在用堆在桌上的一大些黑色衣料做着活，地上儘是些布頭。
屋中間有個燒得很旺的大火爐，還有一種逼人的氣味，那是些熱烘烘的黑縐紗發出來的氣味；當時我可不知道那是什麼味，現在才明白的。
那三個看起來又勤快又舒心的年輕女人抬頭看看我又繼續做手頭的活。一針針，一綫綫。這時，窗外小院那一頭的一個作坊裡傳來很有規律的鐵鎚聲：“咚——噠噠，咚——噠噠，咚——噠噠，一點變動也沒有。
「嘿！」我的引路人對那三個年輕女人中的一位說道，「你們做得怎麼樣了，明妮？」
「在試衣的時候我們能完工」，她頭也不抬，愉快地答道，「別擔心，父親。」
歐默先生摘下寬邊帽坐了下來，大口喘着氣。他太胖了，得先喘上一陣才能說：
「不錯。」
「父親！」明妮開玩笑說，「你成了一個什麼樣的海豚了！」
「嘿！我不知道怎麼是這樣，我親愛的，」他對這問題想了想這樣回答道，「我是挺那樣的了。」
「你是那麼一個心寬的人，你知道，」明妮說，「你對一切都能看得開。」
「不看開也沒用啊，我親愛的，」歐默先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