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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莫忘記：哨兵旁邊還躺着幾個看守，十步以外，另一間囚犯病房的門口也站着一個持槍的哨兵，哨兵旁邊還有副哨和幾個看守。大冬天，穿著長筒襪子、拖鞋、醫院發的睡衣和睡帽，能往哪兒逃跑呢？既然如此，既然危險性如此之小(其實根本就沒有任何危險性)，為什麼還要使病人忍受這麼大的痛苦呢？莫非就因為病人在生命垂危的時候，比健康的人更需要呼吸新鮮空氣嗎？這究竟是因為什麼？我對此百思莫解……
既然提出了「為什麼？」既然談到了這一點，我現在不能不回想起另一件使我感到困惑莫解的事情來，這件最使人莫名其妙的事實多年來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繼續往下敘述以前，我不能不就這件事講幾句話。我說的是腳鐐。無論患何種疾病的苦役犯都無一倖免地要戴腳鐐。
我曾親眼看見過一些患結核病的犯人就是戴着腳鐐死去的。然而大家對此都已司空見慣，認為這已是既成事實，是無法避免的。恐怕未必有人認真思考過這一問題，就連那些醫生們，多年來也未必有誰想到過要去請求醫務部門給患重病的囚犯，特別是給肺病患者卸下腳鐐。就算鐵鐐本身並不很重，總共只有八至十二磅。
一個健康的人帶上十磅重的東西，也許不會感到太沉重。不過我聽人說，腳鐐戴上幾年以後，人的腿就會開始萎縮。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會這樣，不過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一副腳鐐雖然不重，只有十磅，但若是長期戴在腿上，就會使身體的重量增加，使腿變形，久而久之，就會造成某種有害的影響……就算對於一個健康的人來說沒有什麼，那麼對於一個病人來說呢？就算對於一般的病人來說也沒有什麼，那麼對於一個重病號呢？我還要再重複一遍，那麼對於一個肺癆病患者會怎樣呢？肺癆病患者的手腳本來就已經在萎縮，讓他從地上揀起一根稻草都會感到非常吃力，更何況戴上腳鐐呢！的確，如果醫務部門能夠為此事奔走呼籲，哪怕減輕一下肺癆病患者的痛苦，那也將是一件真正偉大的善行。
也許有人會說，囚犯都是一些歹徒，是不值得對他們行善的；但是，難道還應加重對一個已被上帝判處死刑的人的懲罰嗎？很難相信，這些做法僅僅是為了懲罰。即使根據法律，一個患結核病的人也是應免除體刑的。因而，我們應把戴鐵鐐看成是一種神秘的重要的預防性措施。然而究竟有何必要採取這種措施呢？——我不能理解。
其實根本就用不着擔心患結核病的人會越獄潛逃。怎能設想一個患結核病的囚犯會越獄潛逃呢，特別是當他已經病入膏肓的時候？冒充患結核病，欺騙醫生，以便逃跑——這是不可能的事。結核病是不能裝的，這種病一眼就看得出來。順便說一句：難道給一個人戴上腳鐐，僅僅是為了不讓他逃跑或妨礙他逃跑嗎？絶對不是，腳鐐——這是一種侮辱，羞恥，是一種肉體和精神上的重累。
至少是可以這樣認為的。腳鐐任何時候也不會妨礙一個人逃跑。就連最無能、最笨拙的囚犯也會輕而易舉地迅速將鐵鐐銼斷，或者用石頭將鐵鐐砸開。腳鐐是什麼也預防不了的；既然如此，既然給一個已被判刑的苦役犯戴上腳鐐僅僅是為了懲罰，我不禁又要問：難道還應懲罰一個行將死亡的人嗎？
寫到這裡，我現在又清晰地回想起一個正在斷氣的肺癆病患者，也就是那個几乎躺在我對面、離烏斯季揚采夫不遠的米哈伊洛夫，我記得他是在我住院後第四天死去的。現在既然談起了肺癆病患者，我也許不由得又要回憶一下我看到這些人死亡時所產生的一些印象和想法。不過，我對米哈伊洛夫本人瞭解得並不多。他還十分年輕，最多不超過二十五歲，身材魁梧，面目清秀，一副堂堂的外表，令人肅然起敬。
他是特別部的犯人，平時很少說話，性情溫和而文靜，總是顯得鬱鬱不樂。正如囚犯們後來所說的，他彷彿是「乾枯」在監獄裡了，他曾給囚犯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只記得他長着一雙十分好看的眼睛；說實在的，我也不知為什麼會對他記得這麼清楚。他是在下午三點來鐘死去的，那天天氣寒冷而晴朗。
我記得，一道道強烈的陽光透過我們病房結着一層薄冰的綠色玻璃窗照射進來，傾灑在這位不幸人的身上。他死時已經神志不清，顯得十分痛苦，彌留了很長時間，足足有好幾個小時。他從早晨起就認不出走近他的人了。人們看到他十分痛苦，都想使他輕鬆一下；他呼吸困難，喘着粗氣，發出嘶嘶的聲音；胸脯鼓得很高，彷彿空氣不夠用似的。
他把被子撩開，把身上的衣服全都扯下來，最後開始從身上往下扯襯衣，但是他連扯襯衣的力氣也沒有了。人們幫他把襯衣脫下來。瞧著他那頎長的身軀、骨瘦如柴的胳膊和大腿、凹陷的肚皮、隆起的胸部、一根根外露着的青筋、滿身的骨頭架子，確實叫人感到可怕。他身上就剩下一個巴掌大的木十字架和一副腳鐐了，看來那副腳鐐很輕易地就能從他那瘦骨棱棱的腳上脫下來。
他死前半個小時，病房裡的人都安靜下來，連說話都開始用小聲說，走動時也儘量把腳步放輕。大家彼此都很少說話，即使說也只說幾句無關緊要的話，大家都不時地打量着那個正在斷氣的病人。他喘氣的聲音越來越嘶啞，最後，他用一隻顫顫巍巍的、軟弱無力的手去摸胸前的十字架，並想把它扯下來，彷彿那小小的十字架也使他感到沉重，感到不安和有壓力似的。人們幫他把十字架解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