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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過後不久，我因病住進了我們的軍醫院。這所軍醫院孤零零地座落在離要塞半俄裡遠的地方，這是一排很長的被粉刷成黃色的建築物。夏天，粉刷這座建築物時，需要使用大量的赭石粉。醫院大院裡有很多辦公用房、醫務人員住房以及其他用房。
正面一排房屋全是病房。病房很多，但供囚犯住的只有兩間，而且總是擠得滿滿的，特別是一到夏天，常常需要讓病床緊挨在一起。我們這兩間病房裡住滿了各種「不幸的人」。常來這兒住院的有我們監獄裡的囚犯，有被關押在各禁閉室裡的各種待審軍事犯，已判刑的、尚未判刑的以及解往外地而路經這裡的犯人，還有來自感化連的士兵。
說起感化連來，那可真是一個奇妙的所在，到那裡去接受感化的都是一些在各營隊犯了過錯或被認為不大可靠的士兵，經過兩、三年的感化後，離開感化連時，他們往往都變成了天下少見的壞蛋。患病的囚犯一般都是在早晨向軍士陳述自己的病情。患者的名字立即被登記在一個簿子上，然後帶著這個簿子，由衛兵押送着去營隊衛生所就診。在衛生所裡，醫生對來自要塞各分隊的患者進行初步診斷，然後把確實患病的囚犯送進醫院。
我在簿子上登了記，到了下午一點多鐘，等所有的囚犯都外出幹活時，我便被送進醫院。患病的囚犯一般都要儘量多帶些錢和麵包，因為醫院當天不供應飯菜，此外還要帶上自己的小煙袋、煙荷包、火石和火鐮。後面說的這幾樣東西都仔細藏在皮靴筒裡。我一走進醫院大院，便不禁對我們囚犯生活中這種新的、我還不大熟悉的變化產生了某種好奇心。
那天天氣溫暖、陰沉而鬱悶——在這樣的日子裡，象醫院這樣的地方，就顯得格外冷漠無情，令人感到煩惱和不快。我由衛兵押送着走進候診室，候診室裡放著兩個可供進行浴療的銅盆，已經有兩個患病的待審犯人在候診了，他們也是由衛兵押送來的。一位醫師走進來，帶著權威的神氣懶洋洋地把我們打量了一番，然後更加懶洋洋地去向值班醫生報告。醫生很快就來了，給我們做了體檢；他態度十分和藹，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張「病歷」，上面填寫着我們的名字。
至于下一步登記病情、開藥方、規定飲食等事宜，則由專門負責囚犯病房的主治醫師去辦理。我以前就聽人說過，囚犯們對自己的醫生是讚不絕口的。住院前，當我問及醫院裡的情況時，他們都回答說：「有醫生照料，就用不着父母操心了！」這時我們都換了衣服。我們來時穿的衣服和內衣都被脫下拿走了，給我們換上了住院服，此外還給我們每人發了長統襪子、拖鞋、睡帽和很厚實的棕色呢絨睡衣，睡衣的裏子似乎是粗麻布做的，又象是塗著一層油污。
總之，睡衣臟極了，不過，只有等我穿上它以後，才能對它作出充分的估價。然後帶我們去囚犯病房，囚犯病房在那條很長的軒敞豁亮的走廊的一頭。從表面上看，到處都乾乾淨淨，使人感到很滿意；頭一眼所看到的一切都很亮堂。不過，這也許只是我離開監獄後的最初感覺罷了。
那兩位待審犯人向左邊的病房走去，我走進右邊的一間。房門上掛着鐵栓，門口站着一個持槍的哨兵，旁邊還有一個副哨。二級軍士(醫院守衛隊的)下令讓我進去，於是我來到一間又長又窄的房間裡，兩邊靠牆放著病床，約有二十二、三張，其中有三、四張是空着的。病床是木製的，被塗成了綠色，我們每個生長在俄國的人都很熟悉這種床，——它注定是不可能沒有臭蟲的。
我的床位在犄角上，緊靠着窗戶。
我已經說過，在這兒住院的也有從我們監獄來的囚犯。其中有幾個已認識我，或者至少可以說他們以前曾經看見過我。但大多數都是待審犯人和來自感化連的士兵。重病號即真正起不了床的，並不很多。
其他的都是一些輕病號或已經痊癒的病人，他們有的坐在病床上，有的在兩排病床中間的空地上來回踱步。病房裡有一種特別窒息人的氣味。室內的空氣被各種惡臭味和藥味所污染；屋角上生着火爐，几乎整天不滅。我的病床上蒙着一個條紋布布套。
我把它揭下來。布套下面有一條亞麻布里子的呢絨被和一條很厚實的床單，這條床單的清潔程度是很值得懷疑的。床頭放著一張小桌，桌上放著一隻水杯和一個錫碗，為了外觀好看，這些東西都用一條毛巾蒙着。小桌下面還有一層隔架：那裡放著一隻專為喝茶病人預備的茶壺，一個盛克瓦斯飲料的木罐子以及其他用品；然而喝茶的病人並不多。
煙袋和煙荷包几乎每個病人都有，甚至連結核病患者也不例外，都藏在床底下。大夫和其他醫務人員几乎從未檢查過這些煙具，即使碰見有人抽菸，也裝出沒有看見的樣子。不過，病人几乎總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抽菸時都到火爐旁去抽。只有夜間才躺在床上抽；到了夜間，除了醫院守衛隊的隊長或其他軍官偶爾進來看看以外，沒有任何人來查巡病房。
在這以前，我從未住過院；因此，周圍的一切在我看來都格外新奇。我發現，我的到來引起了某些人的好奇。他們已經聽人談論過我了，因而都十分放肆地、甚至帶著某種優越感打量着我，就如同學校裡打量一位剛入學的新生，或辦事機關裡打量一位前來請求辦事的來訪者一樣。我右邊病床上躺着一位候刑犯人，他當過司書，是一個退職大尉的私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