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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不僅是浙江文化史上的名人，更是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哲學家。近年來，國內外的陽明學研究發展較快，日本繼一九七四年出版十二卷本的《陽明學大系》後，又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十捲本的《王陽明全集》譯註本，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與王陽明的故鄉餘姚市也于一九八九年四月舉辦了首屆國際陽明學討論會，並且在日本著名陽明學專家岡田武彥博士等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下，協助紹興縣修復了王陽明墓。以此為契機，我們浙江學者希望能向國內外學者提供一部最新最全的《王陽明全集》。
以推動陽明學研究的深入開展。為此，我受命查訪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寧波、餘姚的幾家圖書館和藏書樓，並利用在日本九州大學訪問研究之便，查閲了九州大學圖書館，和名古屋市蓬左文庫等，對王陽明著作作了初步調查。現就《陽明全書》的成書經過談幾點看法，以求方家賜教。
現存《陽明全書》（又稱《王文成公全書》）是由四部分內容組成的，即《語錄》、《文錄》、《續編》和《附錄》，而每個部分又都有各自的成書經過和版本源流。
一、《語 錄》
《語錄》又稱《傳習錄》，分上、中、下三卷。據《陽明年譜》記載，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一二年）十二月，陽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時門人徐愛亦升南京工部員外郎，與陽明同舟歸省。途中陽明給徐愛講授《大學》宗旨，徐將所聞輯為《傳習錄》一卷。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八月，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存十四條）及序二篇（今存一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其中薛錄三十五條，陸錄八十條），刻於江西贛州（簡稱薛本），並用徐愛所用「傳習錄」命名之。
「傳習」一詞出自《論語學而》篇：「傳不習乎？」朱熹《論語集注》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徐愛使用此詞，當采朱子之意。但據陳榮捷先生言，徐愛所錄，決不止十四條。可有兩證。
一則徐愛短跋所舉陽明《大學》諸說如道問學與尊德性一題，不在該錄之內。二則《續刻傳習錄》徐愛序後有云：「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錄者。不幸曰仁亡矣，錄亦散失。今之錄，雖全非其筆，然其全不可得雲。
」可知徐愛所錄，已經散失若干（《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八）。由薛侃所刻的《傳習錄》三卷即今《陽明全書傳習錄》之上卷。
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四年）十月，南大吉得陽明門人所錄陽明論學書之已刻本（一），遂將薛侃所刻《傳習錄》三卷作為上冊，己所得陽明論學書之另刻本續為下冊，命其弟逢吉「校續而重刻之」，成《續刻傳習錄》二冊（二）。《陽明全書》卷二十一《答王門庵中丞》謂：「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即指此也（參見《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九）。然據錢德洪《傳習錄》中卷序及錢所編《陽明年譜》嘉靖三年載，南大吉實取陽明論學書八篇（現中卷實錄九篇，即《答徐成之》二篇、《答人論學書》（三）、《啟周道通書》、《答陸原靜書》二篇、《答歐陽崇一》、《答羅整庵少宰書》、《答聶文蔚》第一書。故錢序恐有誤），「復增五卷續刻於越（今浙江紹興）」。
後該「五卷」本又經錢德洪「增錄」（即補入《答聶文蔚》第二書）、「去取」（即把《答徐成之》二書移置《外集》），並將《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附錄于後，又易論學書為問答語，輯成今全書本《傳習錄》之中卷（參見錢德洪《傳習錄》中卷序）。
錢《續刻傳習錄序》所謂：「洪在吳時（嘉靖十四年），為先師裒刻《文錄》。《傳習錄》所載下卷（即下冊），皆先師書也。既以次入《文錄》書類矣。乃摘錄中問答語，仍書南大吉所錄，以補下卷」。
即指此事。
另日本陽明學大師佐藤一齋亦曾藏有南本《傳習錄》二冊，系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德安府（今湖北安陸）重刊本。但此本上冊分為四卷，除薛本三卷外，又增補《答歐陽崇一》一篇、《答聶文蔚》二篇為卷四。下冊亦分為四卷，增補了《答柴墟書》二篇，《答何子元書》、《答羅念庵書》、《示弟立志說》和《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佐藤氏認為：「上冊所收討論之書仍系門弟子舊錄，下冊四卷則出於元善兄弟，所云續而刻之是也。
……則薛刻於虔者四卷，而南刻於越者亦四卷也。其（指《陽明年譜》）曰三卷、曰五卷者謬矣。《年譜》又以《答顧東橋書》系之嘉靖四年乙酉，《答歐陽崇一》書、《答聶文蔚》（第一）書系之五年丙戌，而元善續刻則嘉靖三年甲申矣。續刻之為甲申，正與南序合，乃知三書之在乙酉、丙戌亦並謬矣。
」（《傳習錄欄外書》捲上）
但佐藤氏所據之南本並非南大吉嘉靖三年之原刻本，而是經南本人或他人增補過的改編本。證據有二：
其一，刊于正德十三年的薛本不可能收錄《答歐陽崇一》書，因為《答歐陽崇一》書載有「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着前一病，近又着後一病」句，「辛壬之歲」即指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元年間。又載有與陽明《啟周道通書》內容一樣的一段話：「《系》言何忠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