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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
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併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于道有所發明。
擬經似徒擬其跡，恐于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
自伏羲畫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
《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于《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
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
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
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
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份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
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
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
」愛曰：「如《三填》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輓，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
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