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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時，六品以下官有罪，巡按御史輒令府官提問。陝西巡撫項忠言：「祖制，京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不得擅勾問。今巡按輒提問六品官 ，甚乖律意，當聞于朝，命御史、按察司提問為是。」乃下部議，從之。凡罪在八議者，實封奏聞請旨，惟十惡不用此例。所屬官為上司非理凌虐，亦聽實封徑奏。軍官犯罪，都督府請旨。諸司事涉軍官及呈告軍官不法者，俱密以實封奏，無得擅勾問。嘉靖中，順天巡按御史鄭存仁檄府縣，凡法司有所追取，不得輒發。尚書鄭曉考故事 ，民間詞訟非自通政司轉達，不得聽。而諸司有應問罪人，必送刑部， 各不相侵。曉乃言：「刑部追取人，府縣不當卻。存仁違制，宜罪。」存仁亦執自下而上之律，論曉欺罔。乃命在外者屬有司，在京者屬刑部。然自曉去位，民間詞訟，五城御史輒受之，不復遵祖制矣。
洪武時，有告謀反者勘問不實，刑部言當抵罪。帝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若此者罪止杖一百，蓋以開來告之路也。」帝曰：「奸徒不抵，善人被誣者多矣。自今告謀反不實者 ，抵罪。」學正孫詢訐稅使孫必貴為胡黨，又訐元參政黎銘常自稱老豪傑，謗訕朝廷。帝以告訐非儒者所為，置不問。永樂間定製，誣三四人杖徒，五六人流三千里，十人以上者凌遲，家屬徙化外。
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訴京師，及按其事，往往不實，乃嚴越訴之禁。命老人理一鄉詞訟 ，會裡胥決之，事重者始白於官，然卒不能止，越訴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邊。宣德時，越訴得實者免罪，不實仍戍邊。景泰中，不問虛實，皆發口外充軍，後不以為例也。
登聞鼓，洪武元年置於午門外，一御史日監之，非大冤及機密重情不得擊，擊即引奏。後移置長安右門外 ，六科、錦衣衛輪收以聞。旨下，校尉領駕帖，送所司問理，矇蔽阻遏者罪。龍江衛吏有過，罰令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擊鼓訴冤。太祖切責徽，使吏終喪。永樂元年，縣令以臓戍，擊鼓陳狀。帝為下法司，其人言實受臓，年老昏眊所致，惟上哀憫。帝以其歸誠，屈法宥之。宣德時，直登聞鼓給事林富言：「重囚二十七人，以姦盜當決，擊鼓訴冤，煩瀆不可宥。」帝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惱？自後凡擊鼓訴冤，阻遏者罪。」
凡訐告原問官司者，成化間定議，核究得實，然後逮問。弘治時，南京御史王良臣按指揮周愷等怙勢黜貨 ，愷等遂訐良臣。詔下南京法司逮系會鞫。侍郎楊守隨言：「此與舊章不合。請自今以後，官吏軍民奏訴，牽緣別事，摭拾原問官者，立案不行。所奏事仍令問結，虛詐者擬罪，原問官枉斷者亦罪。」乃下其議于三法司。法司覆奏如所請，從之。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令主事廳會御史、五軍斷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馬指揮使官，打斷罪囚。二十九年，並差錦衣衛官。其後惟主事會御史，將笞杖罪于打斷廳決訖，附卷，奉旨者次日覆命。萬曆中，刑部尚書孫丕揚言：「折獄之不速，由文移牽制故耳。議斷既成，部、寺各立長單，刑部送審掛號，次日即送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即還本部。參差者究處，庶事體可一。至于打斷相驗，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會同，餘日止會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詳鞫，笞杖小罪，聽堂部處分。」命如議行。
凡獄囚已審錄，應決斷者限三日，應起發者限十日，逾銀計日以笞。囚淹滯至死者罪徒，此舊例也。嘉靖六年 ，給事中周郎言：「比者獄吏苛刻，犯無輕重，概加幽系，案無新故，動引歲時。意喻色授之間，論奏未成，囚骨已糜。又況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獄為市，或扼其飲食以困之，或徙之穢溷以苦之，備諸痛楚，十不一生。臣觀律令所載，凡逮繫囚犯，老疾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杻薦席必以時飭，涼漿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服，有疾者予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宜敕臣下同為奉行。凡逮系日月並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載文冊，申報長吏，較其結竟之遲速，病故之多寡，以為功罪而黜陟之。」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為民，雖才守可觀，不得推薦。
凡內外問刑官，惟死罪並竊盜重犯，始用拷訊，余止鞭撲常刑。酷吏輒用挺棍、夾棍、腦箍、烙鐵及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 ，用徑寸懶桿、不去棱節竹片，或鞭脊背、兩踝致傷以上者，俱奏請，罪至充軍。
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後，至春分以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檢驗屍傷 ，照磨司取部印屍圖一幅，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親檢，毋得委下僚。
獄囚貧不自給者，洪武十五年定製，人給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正統二年，以侍郎何文淵言，詔如舊 ，且令有臓罰敝衣得分給。成化十二年，令有司買藥餌送部，又廣設惠民藥局，療治囚人。至正德十四年，囚犯煤、油、藥料，皆設額銀定數。嘉靖六年，以運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糴米，上本部倉，每年約五百石，乃停收。歲冬給綿衣褲各一事，提牢主事驗給之。
犯罪籍沒者，洪武元年定製，自反叛外，其餘罪犯止沒田產孳畜。二十一年，詔謀逆奸黨及造偽鈔者 ，沒貲產丁口，以農器耕牛給還之。凡應合鈔劄者，曰奸黨，曰謀反大逆，曰奸黨惡，曰造偽鈔，曰殺一家三人，曰採生拆割人為首。其《大誥》所定十條，後未嘗用也。復仇，惟祖父被毆條見之，曰：「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其餘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之者，杖一百。」按律罪人應死，已就拘執，其捕者擅殺之，罪亦止此。則所謂家屬人等，自包兄弟在內，其例可類推也。
凡決囚，每歲朝審畢，法司以死罪請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決單于冬至前 ，會審決之。正統元年，令重囚三覆奏畢，仍請駕帖，付錦衣衛監刑官，領校尉詣法司，取囚赴市。又制，臨決囚有訴冤者，直登聞鼓給事中取狀封進，仍批校尉手，馳赴市曹，暫停刑。嘉靖元年，給事中劉濟等以囚廖鵬父子及王欽、陶傑等頗有內援，懼上意不決，乃言：「往歲三覆奏畢，待駕帖則已日午，鼓下仍受訴詞，得報且及未申時，及再請始刑，時已過酉，大非刑人于市與眾棄之之意。請自今決囚，在未前畢事。」從之。七年定議，重囚有冤，家屬於臨決前一日撾鼓，翼日午前下，過午行刑，不覆奏。南京決囚，無刑科覆奏例。弘治十八年，南刑部奏決不待時者三人，大理寺已審允，下法司議，謂：「在京重囚，間有決不待時者，審允奏請，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監候會審。南京無覆奏例，乞俟秋後審竟，類奏定奪。如有巨憝難依常例者，更具奏處決，著為令。」詔可。各省決囚，永樂元年，定製，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審決。弘治十三年，定歲差審決重囚官，俱以霜降後至，限期覆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