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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立，以鈔法不通，議所以斂之之道。戶部尚書夏原吉請令有鈔之家中鹽，遂定各鹽司中鹽則例，滄州引三百貫，河東、山東半之，福建、廣東百貫。宣德元年停中鈔例。三年，原吉以北京官吏、軍、匠糧餉不支，條上預備策，言：「中鹽舊則太重，商賈少至，請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納米北京。戶部尚書郭敦言：「中鹽則例已減，而商來者少，請以十分為率，六分支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甘肅、大同、宣府、萬全已納米者。他處中納悉停之。」又言：「洪武中，中鹽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十錠。」帝皆從之，而命倍給其鈔。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獨石、永平道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軍餘有糧之家納米豆中鹽。
正統三年，寧夏總兵官史昭以邊軍缺馬，而延慶、平涼官吏軍民多養馬，乃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鹽百引，次馬八十引。既而定邊諸衛遞增二十引。其後河州中納者，上馬二十五引，中減五引；松潘中納者，上馬三十五引，中減五引。久之，復如初制。中馬之始，驗馬乃掣鹽，既而納銀於官以市馬，銀入布政司，宗祿、屯糧、修邊、振濟展轉支銷，銀盡而馬不至，而邊儲亦自此告匱矣。於是召商中淮、浙、長廬鹽以納之，令甘肅中鹽者，淮鹽十七，浙鹽十三。淮鹽惟納米麥，浙鹽兼收豌豆、青稞。因淮鹽直貴，商多趨之，故令淮、浙兼中也。
明初仍宋、元舊制，所以優恤灶戶者甚厚，給草場以供樵採，堪耕者許開墾，仍免其雜役，又給工本米，引一石。置倉於場，歲撥附近州縣倉儲及兌軍餘米以待給，兼支錢鈔，以米價為準。尋定鈔數，淮、浙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海北、山東、福建、四川引二貫。灶戶雜犯死罪以上止予杖，計日煎鹽以贖。後設總催，多朘削灶戶。至正統時，灶戶貧困，逋逃者多，松江所負課六十餘萬。民訴於朝，命直隷巡撫周忱兼理鹽課。忱條上鑄鐵釜、恤鹵丁、選總催、嚴私販四事，且請於每年正課外，帶徵逋課。帝從其請。命分逋課為六，以六載畢徵。
當是時，商人有自永樂中候支鹽，祖孫相代不得者。乃議仿洪武中例，而加鈔錠以償之，願守支者聽。又以商人守支年久，雖減輕開中，少有上納者，議他鹽司如舊制，而淮、浙、長蘆以十分為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於官，曰存積，遇邊警，始召商中納。常股、存積之名由此始。凡中常股者價輕，中存積者價重，然人甚苦守支，爭趨存積，而常股壅矣。景帝時，邊圉多故，存積增至六分。中納邊糧，兼納穀草、秋青草，秋青草三當穀草二。
廣東之鹽，例不出境，商人率市守關吏，越市廣西。巡撫葉盛以為任之則廢法，禁之則病商，請令入米餉邊，乃許出境，公私交利焉。成化初，歲洊災，京儲不足，召商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鹽。
舊例中鹽，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富人呂銘等托勢要奏中兩淮存積鹽，中旨允之。戶部尚書馬昂不能執正，鹽法之壞自此始。勢豪多攙中，商人既失利，江南、北軍民因造遮洋大船，列械販鹽。乃為重法，私販、窩隱俱論死，家屬徙邊衛，夾帶越境者充軍。然不能遏止也。十九年頗減存積之數，常股七分，而存積三分。然商人樂有見鹽，報中存積者爭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鹽猶不能給，乃配支長廬、山東以給之。一人兼支數處，道遠不及親赴，邊商輒貿引於近地富人。自是有邊商、內商之分。內商之鹽不能速獲，邊商之引又不賤售，報中寢怠，存積之滯遂與常股等。憲宗末年，閹宦竊勢，奏討淮、浙鹽無算，兩淮積欠至五百餘萬引，商引壅滯。
至孝宗時，而買補餘鹽之議興矣。餘鹽者，灶戶正課外所餘之鹽也。
洪武初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勤灶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為一引，給米一石。其鹽召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振貧灶。至是清理兩淮鹽法，侍郎李嗣請令商人買余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且停各邊開中，俟逋課完日，官為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一小變。
明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台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菠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武宗之初，以鹽法日壞，令大臣王瓊、張憲等分道清理，而慶雲侯周壽、壽寧侯張鶴各令家人奏買長蘆、兩淮鹽引。戶部尚書韓文執不可，中旨許之。織造太監崔杲又奏乞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以半予之。帝欲全予，大學士劉健等力爭，李東陽語尤切。帝不悅。健等復疏爭，乃從部議。權要開中既多，又許買餘鹽，一引有用至十餘年者。正德二年始申截舊引角之令，立限追繳，而每引增納紙價及振濟米麥。引價重而課壅如故矣。
先是成化初，都御史韓雍於肇慶、梧州、清遠、南雄立抽鹽廠，官鹽一引，抽銀五分，許帶餘鹽四引，引抽銀一錢。都御史秦紘許增帶餘鹽六引，抽銀六錢。及是增至九錢，而不復抽官引。引目積滯，私鹽通行，乃用戶部郎中丁致祥請，復紘舊法。而他處商人夾帶餘鹽，掣割納價，惟多至三百斤者始罪之。
淮、浙、長蘆引鹽，常股四分，以給各邊主兵及工役振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境有警，未嘗妄開。開必邊臣奏討，經部覆允，未有商人擅請及專請淮鹽者。弘治間，存積鹽甚多。正德時，權幸遂奏開殘鹽，改存積、常股皆為正課，且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要占中賣窩，價增數倍。商人引納銀八錢，無所獲利，多不願中，課日耗絀。奸黠者夾帶影射，弊端百出。鹽臣承中璫風旨，複列零鹽、所鹽諸目以假之。世宗登極詔，首命裁革。未幾，商人逯俊等夤緣近幸，以增價為名，奏買殘餘等鹽。戶部尚書秦金執不允，帝特令中兩淮額鹽三十萬引於宣府。金言：「奸人占中淮鹽，賣窩罔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用，誤邊儲，莫此為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詔減淮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金復言：「宣、大俱重鎮，不宜令奸商自擇便利，但中宣府。」帝可之。已而俊等請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從其請。
嘉靖五年從給事中管律奏，乃復常股存積四六分之制。然是時餘鹽盛行，正鹽守支日久，願中者少；餘鹽第領勘合，即時支賣，願中者多。自弘治時以餘鹽補正課，初以償逋課，後令商人納價輸部濟邊。至嘉靖時，延綏用兵，遼左缺餉，盡發兩淮餘鹽七萬九千餘引於二邊開中。自是餘鹽行。其始尚無定額，未幾，兩淮增引一百四十餘萬，每引增餘鹽二百六十五斤。引價，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又設處置、科罰名色，以苛斂商財。於是正鹽未派，先估餘鹽，商灶俱困。奸黠者藉口官買餘鹽，夾販私煎。法禁無所施，鹽法大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