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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不喜歡紅茶，無論怎樣名貴的紅茶，「玉碗盛來琥珀光」，——我嫌它太像釅釅的酒了。我不怕睡過去，但怕醉過去，我寧要夢鄉而不願墜入醉鄉。還拒絶花茶，因它的香是外加，是別的花的香。就像一個被脂粉擦香了的女人，香是香的，香得刺鼻，卻無一點女人自身的氣息了。
奇怪的是，女人們不但喜歡塗脂抹粉，且又往往喜歡吃花茶，難道還嫌她們外加的香不夠多多的嗎？
我只飲用綠茶，一因它的綠，綠是茶的本色；二因它的苦，苦是茶的真味。聞一多詩云：「我的糧食是一壺苦茶。」我斷定他這壺苦茶必是綠茶。是綠茶沏出的一壺苦；同時又是苦茶沏出的一壺綠。
這茶卻又是清淡的，是清淡的綠與清淡的苦的混合。一壺春茗在手，目中有綠，心中有苦，這才能進入境界，成為角色，否則，終不能算作茶的知音。
這裡順便說說，我極歎賞聞一多的這句詩，可題上畫幅，可鎸入印章。郭小川詩有「杯中美酒，盤中水餃」八字，亦佳，但只宜題畫而不宜入印。新詩以句勝者鳳毛麟角，遠不如古典詩詞的警策。這或許由於古典詩詞以句為造境單位，而新詩造境動輒以段、以節，空大其殻，經不起單摘。
此中利弊，似頗需詩人們善自斟酌。
現在再回到茶上來。吃茶正式成為我生活內容的一部分，至今已積有三十餘年。換句話說，我的下半生是被茶的綠和苦浸透了的。十年「文革」浩劫，也不曾間斷這綠和苦的浸透，真是個奇蹟。
當然，這該歸功於我的妻子，她像數算着一顆顆珍珠似的，謹慎地數算着當時勉強維持一家最低生活水準的那點點費用，盡最大努力保證供應了我那「一壺苦茶」的「糧食」。記得深更半夜裡，突然停電了。她從哪裡摸出半截紅燭，點上，又為我重沏上一杯茶，這情景，很容易調動詩興。但，她這是為了讓我不誤時限，趕寫出明天就要交上去的「認罪書」啊！我是在寫着「認罪書」的時候，在半截紅燭的光照之下，凝視着手邊的那杯茶，才感悟到茶的綠，不但是茶的本色也是生命的本色；而茶的苦，不但是茶的真味也是生命的真味啊！「認罪書」一遍遍地寫着，我卻仍有着一夜夜的安睡。
這麼說，茶可以濾清夢境，安人魂魄，又有什麼不可理喻的呢？
選自《作家》，
1990年第
4期 ·
596· 娓娓與喋喋余光中
余光中
1928～，福建永春人，生於台灣。著有散文集《逍遙游》、《聽聽那冷雨》，詩集《五陵少年》、《白玉苦瓜》等。
不知道我們這一生究竟要講多少句話？如果有一種電腦可以統計，像日行萬步的人所帶的計步器那樣，我相信其結果必定是天文數字，其長，可以繞地球幾周，其密，可以下大雨幾場。情形當然因人而異。有人說話如參禪，能少說就少說，最好是不說，盡在不言之中。有人說話如嘶蟬，並不一定要說什麼，只是無意識的口腔運動而已。
說話，有時只是掀唇搖舌，有時是為了表情達意，有時，卻也是一種藝術。許多人說話只是避免冷場，並不要表達什麼思想，因為他們的思想本就不多。至于說話而成藝術，一語而妙天下，那是可遇而不可求：要記入《世說新語》或《約翰生傳》才行。哲人桑塔耶納就說：「雄辯滔滔是民主的藝術；清談娓娓的藝術卻屬於貴族。
」他所指的貴族不是階級，而是趣味。
最常見的該是兩個人的對話。其間的差別當然是大極了。對象若是法官、醫師、警察、主考之類，對話不但緊張，有時恐怕還頗危險，樂趣當然是談不上的。朋友之間無所用心的閒談，如果兩人的識見相當，而又彼此欣賞，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
如果雙方的識見懸殊，那就好像下棋讓子，玩得總是不暢。要緊的是雙方的境界能夠交接，倒不一定兩人都有口才，因為口才宜于應敵，卻不宜用來待友。甚至也不必都能健談：往往一個健談，一個善聽，反而是最理想的配合。可貴的在於共鳴，不，在於默契。
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脈脈相對，無聲也勝似有聲：這情景當然也可以包括夫妻和情人。
這世界如果儘是健談的人，就太可怕了。每一個健談的人都需要一個善聽的朋友，沒有靈耳，巧舌拿來做什麼呢？英國散文家海斯立德說：「交談之道不但在會說，也在會聽。」在公平的原則下，一個人要說得盡興，必須有另一個人聽得入神。如果說話是權利，聽話就是義務，而義務應該輪流負擔。
同時，仔細聽人說話，輪到自己說時，才能充分切題。我有一些朋友，迄未養成善聽人言的美德，所以跟人交談，往往像在自言自語。凡是音樂家，一定先能聽音辨聲，先能收，才能發。仔細聽人說話，是表示尊敬與關心。
善言，能贏得聽眾。善聽，才贏得朋友。
如果是幾個人聚談，又不同了。有時座中一人侃侃健談，眾人睽睽恭聽，那人不是上司、前輩，便是德高望重，自然擁有發言權，甚至插口之權，其他的人就只有斟酒點煙、隨聲附和的分了。有時見解出眾、口舌便捷的人，也能獨攬話題，語驚四座。有時座上有二人焉，往往是主人與主客，一來一往，你問我答，你攻我守，左右了全席談話的大勢，也能引人入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