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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蔡元培為學生刊物《國民雜誌》撰稿時寫道：「讓學生們承擔國民的義務是《國民雜誌》宣揚的觀點。但是如果學生的職責僅僅是讀書的話，他們又怎能犧牲用於學習的時間和精力去承擔平民百姓應有的義務呢？答案是：學生是被他們自己拳拳的愛國熱忱所驅動。這個國家的大部分民眾對國家的命運漠不關心，似乎國家的前途與他們毫無關係，但還是有一部分社會中堅把為國家服務視為己任。理解這種愛國情操並真誠地為國家強大而努力奮斗的人畢竟只占少數。
如果學生不能幫助這少數愛國志士去喚醒麻木的民眾，那又有誰能行呢？學生們寧願犧牲自己所學習時間和精力來辦好這個志在救國的雜誌，他們的誠摯不能不令人欽佩。」顯然，他肯定了學生的參與精神，並意識到在現代中國這一特定時空中，再來當隱士是不可能的了。他看到了學生身上的朝氣和活力，而且被其深深地感動。
在一九二零年所作的一次題為《學生的責任和快樂》的演講中，蔡元培則從另一個角度闡明自己的觀點：「我再回溯到五四運動以後，我們一般學子受了這種感觸，其中由自覺到覺人的很不少，至若學生去歲干預政治問題，本是不對的事情，不過當此一髮千鈞的時候，我們一般有智識的人，如果不肯犧牲自己的光陰，去喚醒一般民眾，那麼，中國更無振興的希望了。但是現在各位的犧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習以為常，永荒學業，那就錯了。還有一層，現在各位為社會服務，這也算分內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只要求其如何能盡自己的責任，並且不要以此為出風頭，沽名譽的器具。
……對於讀書和做事，都要有一種誠心，凡事只要求其盡責在我，不可過于責人。」企圖通過學生運動獲取名利的人，先生是不以為然的。而二十年代以後的學生運動，正朝着這個方向行進，最後到了用別人的鮮血來染紅自己的頂子的程度。先生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可是很少有人能夠靜下心來咀嚼先生話裡的深刻含意。
二十年代以後，中國政局風雲變幻，蔡元培先生永遠地離開了北大，他知道自己已經無能為力。一九四零年三月五日，蔡元培先生病故于香港九龍，那是抗戰最艱苦的歲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孤島上，千名北大弟子為老校長執紼。
死後的世界，更不是先生所能左右的。一九四九年之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束之高閣。五六十年代對教育領域的若干次批判，均對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所衝擊。直到一九八九年，北大有關方面還將蔡元培教育思想看作煽動學潮的罪魁禍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重要表現，一時之間，在蔡元培為之耗盡心血的北京大學裡，居然人人談「蔡」色變。
有人企圖創造出一個徹底清除了蔡元培極其精神的「新北大」。這種螻蟻撼樹的「努力」，當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蔡元培先生仍然安息在遙遠的南國，在香港仔的「華人永遠墳場」。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水秀。
但是，學子們還是忘不了老校長。近年來，一直有將蔡元培墓遷回北大，讓老校長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議。而北大校長辦公室給一位居香港的校友覆信稱，學校領導對建議進行了研究，答覆如下：「北大現在的校園為原燕京大學舊址，一九五二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後，北京大學由沙灘遷到這裡。校園的重要部分已于一九九四年三月，由北京市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區，該文物保護區必須保存現有格局，一切翻修和興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經批准以後，才得執行，學校方面無權動土。
沒有列入文物保護區的校園，如學生宿舍、食堂、文體活動中心等，樓間距離甚窄，聲閙喧雜，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的適當場所。」理由倒是冠冕堂皇。然而，校慶期間，北大在未名湖畔新建了好幾個不倫不類的現代雕塑、樹起了大量的廣告牌，甚至還建造了巨大的、粉刷着寶潔公司廣告的、供體育鍛鍊用的人工攀登岩。這一切行為做起來又那麼順理成章，似乎沒有經過太多的手續，也沒有受到文物部門的干涉。
偌大一個校園，偏偏容不下蔡元培先生的墓。這說明，北大已經離「北大」很遠了。這也從反面襯託了先生的偉大——在他逝世半個多世紀以後，還有那麼多人不敢直面他。文質彬彬的他依然令那麼多有愧於北大、有愧於中國教育的人心驚膽顫。
先生不回來也好，省得他回來看到那麼多讓他傷心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依然是孤獨的——什麼時候他不孤獨了，什麼時候北大就有福了。
天才徐志摩
余傑 扔了這沉重的皮囊吧，是人沒有不想飛的
是人沒有不想飛的。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動，就擲了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徐志摩
1933年
11月
19日午後
2時，一架司汀遜式小型運輸機展翅北飛，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斕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霧鋪天蓋地，飛機頓時迷失了航向。經過幾分鐘艱難的飛行，飛機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馬山上，「轟」的一聲巨響，緊接着一團衝天大火，挾裹着濃煙墜落山下……這架飛機上有一位特別的乘客——現代詩壇的夜鶯徐志摩。在烈焰中，這位年輕的詩人結束了他
35歲的生命，而他的靈魂已飛向天外，逍遙地「雲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