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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是屈原生活以外的作品，體現的卻又恰是屈原內心的柔情。他本來應該生活在「九歌」的境界中的，他應該是「九歌’」中的人物：浪漫、多情、敏感，詩意縱橫，文采斐然。《九章》是屈原生活的記錄，卻又是屈原內心中最無奈的遭遇。《九歌》和《九章》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兩個世界：一個是柔情似水，佳期如夢；一個是煉獄之火。
死去活來。屈原就掙紮在這兩個世界之中。一個最柔情的人碰到最冷酷的現實，最純潔的人落在最骯髒的泥塘。一個如此遵循心靈真誠的熱病不要得不應付現實的虛偽。
一個如此熱愛真理與正義的人卻得不到真理與正義的庇護—是的，是我們以血肉之軀支撐着真理與正義，而不是真理與正義在支持着我們的事業!
屈原之死往往使我想起另一個楚人之死：項羽。兩人都是自殺，且都死在水邊：屈原自沉于汨羅之波，項羽自刎于烏江之畔。兩人都死於自己對別人的不容：項羽決不寬容秦人。這兩人的死，可能暗示着，我們民族的一些真性情死了。
我們民族最殷紅的血流失在水中，被沖淡了。鄉愿活着，滑頭活着，奸詐活着。他們使這個世界的生態更加惡化，更不適合人的生存。
屈原確實偏激。豈止是偏激，屈原還有許多別的缺點。但我總以為偏激的人往往有真性情。更重要的是，偏激的人往往不是小人——因為小人總是很圓通的。
況且，有缺點的戰士畢竟是戰士。
完美的蒼蠅終究是蒼蠅。
屈原是一個心性褊狹的人，是一個因為太純潔而褊狹的人。屈原是一個不穩重的人，是一個因為太多情而不穩重的人。他脆弱，卻是因為他太珍惜一些東西，在這——點上他又有真堅定，真強大。他也浮躁，因為他執着理想而不能片刻安於現實。
他在他的理想中陶醉着，時時被他的理想鼓舞看，以至有時失卻了現實感。他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則正因為他有一切世俗「政治家」所不具有的那種政治熱情，以及對政治的信念——這一點，他與孔子相同，他認定：政者，正也——不正的東西不是政治，政治手段應與政治目的一樣純潔，無暇無懈可擊。就從這地方．他開始越來越不像「政治家」，並在現實政治中遭致失敗．但他無疑是我們理想中的大政治家，如周公、孫中山、華盛頓、林肯。無操持與性情的「詩人」往往成為政客，富於理想的政治家則往往成不了真正的詩人，屈原就這樣由失敗的政治家變成了卓絶百代的詩人，而且是一位浪漫的詩人。
他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詩藝上，都不可能是寫實的。現實的土地上有那麼多的醜惡，他怎麼能在這上面安然地生存，詩意地棲息‧這當然又是「詩意地棲息」在現實大地之上的眾當代詩人學者無法理喻的。他們不能望屈原的項背，但他們說他們是因為不屑。他們的生存智慧確實高出屈原。
屈原”無路可走”(劉熙載語)，自殺了，他們卻活着，並且越活越覺得四通八達，越活越有詩意。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有優勢：他們能說話，能搶佔話筒．總能「變白以為黑，倒上以為下」。
當黃鐘被毀棄的時候，瓦釜就開始雷鳴了。屈原與現實中的苦難勢不兩立，而他們卻能遊刃有餘，甚至與之搞合作，講互利。他們策高足，踞路津，在屈原與邪惡戰死的地方，他們開始討論幸福。
「孤危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涵深哀焉。」(魯迅)
屈原死了，我們蒼白了。
魂兮歸來！
文天祥千秋祭
卞毓芳
一
怦然令我心跳的，是他已活了七百六十歲。七個多世紀，一個不朽的生命，從南宋跨元、明、清、民國昂昂而來，並將踏着無窮的歲月凜凜而去。他生於公元
1236年。當他生時，「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臨安朝廷，已經危在旦夕，人們指望他能輓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然而，畢竟「獨柱擎天力弗支」，終其一生，他沒能，也無法延續趙宋王朝的社稷。
他就在四十七歲那年化作啼鵑去了。當他死時，不，當他走向永生，九州百姓的精神疆域，陡地豎起了又一根立柱，雖共工也觸不倒的擎天玉柱。
他是狀元出身，筆力當然雄健，生平留下的煌煌筆墨，正不知有凡幾。只是，真正配得上他七百六十歲生命的，則首推他在零丁洋上的浩歌。那是公元
1279年，農曆正月，他已兵敗被俘，恰值英雄末路，在元軍的押解下，雲愁霧慘地顛簸在崖山海面。如墨的海浪呵，你傾翻了宋朝的龍廷，你噬碎了孤臣的赤心。
此一去，「百年落落生涯盡，萬里遙遙行役苦。”「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無一絲一毫的張惶，在這生與死的關頭，他坦然選擇了與國家民族共存亡。但見，一腔忠烈，由胸中長嘯而出，落紙，化作了黃鐘大呂的絶響。
這就是那首光射千古的七律《過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假如文天祥在這時候就死去，結局又會怎樣？毫無疑問，他是可以永生的了。南宋遺民清楚這一點。所以，他的戰友，廬陵人王炎午，才在他被押往北方的途中，張貼了數十份《生祭文丞相文》，疾呼：「大丞相可死矣！」敦促他捨身取義，保全大節。他自己又何嘗不明白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