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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由一種抽象的精神傳統具體為—個活生生的人，與君主對峙。屈原就是這樣與楚懷王對峙着。當然，與孟子一樣，他不能明白的還有，道德模範式的聖人及其個人魅力決不是現行體制的對手!所謂的“法先王」，不過是一種幼稚而天真的願望而已！
當楚懷王背棄「成言」，「悔遁而有他」《離騷》)的時候。屈原才發現，「君可思而不可恃」(《惜誦》），這時他感受到了個人在體制中的委屈與孤獨。《惜誦》一篇所傾訴的就是這種委屈與孤獨。甚至池認定一國之中沒有一個人能理解他，「舉世皆醉我獨醒。
舉世皆濁我獨清」(《漁父》)，他慨嘆「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抽思》)、至此，他就把自己放在整個世界的對立面去了，不僅是一個庸君，幾個奸臣小人，而是所有人。一個人站到所有人的對立面是什麼結果‧可悲的是，屈原在為大多數人謀福利，但大多數人並不能對他援之
以手一一姐姐罵他，不支持他、還要他屈服，太卜鄭詹尹很有分寸地緘口不言，漁父甚至對著他「莞爾而笑」，唱了一曲「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來諷喻他，然後是「不復與言」。在別人的眼裡，他太固執，太鑽牛角尖，不容易對話與溝通。屈原就只能死在孤獨之中，死在庸君的昏聵、奸人的險惡以及大眾的沉默中了。
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
趙逵夫先生認為《離騷》中的”求女”，乃是「求知音」。而「無女」當然也就是無知音，屈原筆下的「求女」都是失敗的，屈原的知音在後代，而不在當代。他的最早的知音大約是賈誼，一個年輕有為而又多愁善感情緒不穩的書生，天才政治家，當然也同屈原一樣．是一個失敗者。當他被貶為長沙王太傅時，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後來司馬遷把他兩人合傳，不問時代又無學術承傳而合傳，除《刺客列傳》《遊俠列傳》外僅此一例。顯然，這三種傳記、都取的是精神上的承傳，際遇的相似。我有時犯糊塗．不知道司馬遷是因為賈誼的遭遇像屈原才把他續傳在屈原的後面呢，還是因為要傳賈誼才想起此前還有一個更哀婉動人的屈原。我覺得後一種可能性大一些。
是賈誼的追悼使屈原回到了人間，而此時，距屈原自沉汨羅，已是「百有餘年」了。
屈原也缺少孔、墨、孟、荀等人的達觀。他畢竟不是冷靜從容的哲人，他是詩人。同時，他也缺少他們曾經有過的苦難磨煉，當屈原
20歲行冠禮作《橘頌》時，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遠大。
而孔孟等人此時還在社會底層掙扎。受盡白眼與辛酸。因而他們有韌性。他們不像屈那樣高貴，孔孟都幹過一些賤人才幹的「鄙事」，當過吹鼓手、委吏、乘田，被人從宴席中趕出來。
而墨子本來就是”賤人。。
而屈原，他純潔無暇的貴族血統與心性使他無法面對失敗。在失敗面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隱忍，不能迂迴，不能苦悶。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責，他抗爭、於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擊與蔑視，是別人對他的徹底的失望。
他撣去灰塵，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凜然地站在邪惡的對立面，與他們劍拔弩張。一點也不含蓄、一點也不躲閃、一點也不講策略，他怒形于色。他給對方看他的傷口，以便讓對方知道他的仇恨與報復心切。
他由此遭到邪惡的全面徹底的攻擊．邪惡無法容忍他的存在，因為他把自己擺在與邪惡你死我活的對立面上，邪惡即使僅僅為了自己的活，也要讓他死。
而屈原的偉大與可貴也正在這裡：
他不理解邪惡與不公。他無法和他們和平共處，哪怕是虛與委蛇。他謹持着他理想的絶對純潔，是的，他至死也不曾丟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獨特個體而與社會宣戰的最偉大最摻絶人寰的戰士。因為他的絶不讓步．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墮落，
而他的這種行為必然會遭到一些孱頭的批評。比如揚雄與班團。
揚雄看到了人性自身的弱點與功利趨避。他要個性收斂自己的光芒與芬 芳，降低自己的精神品位、認而與世俗取齊。他認為與其與對方弄得魚死網破，倒不如以自己的苟活換得對方的寬容．或者，以自己對對方的寬容忍讓換得自己的苟活。他大概是在為自己依附於王莽作辯護吧‧(揚雄《反離騷》)
而班固，本來就是一個見識不高的人。他臧否人物往往持論乖謬得令人莫名其妙。他認為君上是不能批評的，小人也是不應該鬥爭的，而屈原則偏偏「責數懷王」，「競乎危國群小之間」，所以屈原簡直是咎由自取了(班因《離騷序》)！我以為，班固對屈原的批評。如同青銅對鐵的批評。
不，是青銅做就的、貴族手中把玩的酒器溺器，對鋼鐵鑄成的叛逆英雄手中青鋒長劍的批評。
屈原堅定地忠於自己的內心感受。屈原愛君、戀君．這只是因為只有楚懷 王才能實現他的理想，對那個頃襄王，他就毫無思慕之情．因為他對這個憨大孱頭不抱任何希望。他是一個個性極強，意志極強，脾氣也極壞的人，是一個極自尊的人。他的作品是「發憤以舒情」的產物、是無休無止的「怨“，“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劉安、司馬遷所標揭出來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
而班因則只承認屈原「忠君」。而不滿於他的「怨君」了，班固的這一改造，便形成幾千年的沉沉大霧：由「忠君」(班固)到「忠國」(王夫之)再到現代的「忠民」。但我這裡要恢復屈原的本來面目：他忠於自己，忠於自己的感覺，忠於自己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