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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楚地的狂生曾經警告過孔子：「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你過去糊塗就算了，以後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現在追隨政治危險得很啦！但不能因為政治危險，就置天下蒼生於不顧，聽任他們受暴政的煎熬，置自己的倫理責任于不顧！「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對暴政的矯正！就是正義！所以，孔子莊嚴宣告：「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雖然他也說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類的話；雖然他也稱讚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並慨嘆「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他的聰明別人是比得上，他的糊塗別人就比不上了，大有鄭板橋「由糊塗入聰明難，由聰明入糊塗尤難」的意味，但他對自己，卻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史魚一樣，「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永遠是如射出的箭一樣，正道直行，永不回頭。
自魏晉以後，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就有了一種極古怪的現象，那就是人格理想與倫理責任的分離。最受人敬仰的人格乃是那些在天下苦難面前卷而懷之、閉目養神的隱君子！他們的倫理關懷哪裡去了？他們的道德痛苦哪裡去了？作為知識分子，他們的基本人道精神哪裡去了？難道我們不應該要求知識分子有起碼的價值關懷嗎？但我們卻偏偏認為他們是涵養最高、道德最純潔的人！魯迅禁不住對這些人怒形于色：泰山崩，黃河溢，隱士目無見，耳無聞！這種目不關注人間苦難，耳不聽弱者呻吟的人物，不就是飯桶酒囊茶壺甚至權勢的尿壺麼！現在不少人飄飄然地要「告別魯迅」，卻又膩歪歪地對「茶壺」周作人大為鍾情。這種人是難以讓人生出敬意的。一個人讓人尊敬是有條件的。
在孔子那裡，在他的學說之中，那種古典的崇高確實讓我們這些聰明機靈的後來人愈顯扁平而單薄。
三
孔子的哲學核心是「仁」。在《論話》中，「仁」以不同的面目，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現了無數次。這些閃爍不定的面容並不是因為孔子的「仁」沒有「一以貫之」的主旨，而恰恰說明了「仁」內涵的豐富。樊遲問「仁」，孔子答曰「愛人」；顏回問「仁」，孔子答曰「克己」，曾子概括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朱熹解釋說，盡自己的力量去辦事叫忠，推己及人叫恕。這樣看來，孔子的「仁」，也就是從人我雙方立論，相當於我們今天常說的「人類共存意識」吧。
「仁」的內涵裡，主要的兩方面就是「忠」和「恕」。有了這個「忠」，就會有足夠的自我約束；有了這個「恕」，就會有足夠的對別人的寬容。這個頂重要了。孟子後來講「仁」，就不大講「恕」了，這就一步一步走向專制。
孟子就沒有孔子可愛。當然，孔子的「仁」，不僅僅是指一個人應當具有的人格境界，而且還應該是一個社會政治應當具有的政治理念。是公理，是正義。因而，在非常時刻應當「殺身以成仁」，而決不能”求生以害仁”。
他自己一生，倡導「仁」，實踐「仁」，修自身為「仁」，又要改造社會政治為「仁」。修自身成「仁」，他是做到了，改造社會政治為「仁」，他失敗了。但他「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何曾有—絲—毫的媚俗之態！他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他一意孤行，坦坦蕩蕩。
他亦知道改造社會是不可能的，但他「知其不可而為之」，關鍵在於做！他肯定已經意識到了他在未來的影響，所以他要用自己的行為樹立一個榜樣，以自己的生命之汁點亮一盞明燈，使後世一切以各種藉口逃避倫理責任的行為無所遁形。——既然他已經在知其不可的情形下做了，而且做得如此艱苦，如此卓絶，如此寂寞，又如此轟轟烈烈，如此失敗，又如此輝煌燦爛。因失敗而輝煌，我以為這是古典悲劇的基本定律，不失敗何以感人心？不輝煌何以長人志？但這失敗必須是大失敗，必須是必然的失敗，是自由在邏輯面前的失敗，是個人意志在歷史規律面前的失敗，而且必須是主人公已經預知的失敗。他已經預先知道結局了，但高傲的心性使他無法改變自己人生的方向。
在古典悲劇中，生命的投入是人格成就的最後一道工序，如幹將莫邪之鑄劍，最後必以自身的血肉之軀投入熔爐，用自己的血光賦予寶劍以陽剛殺氣。
孔子的「得其真傳」的弟子曾參，有一段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我無法不為這句話而感動，雖然我已經被那些最靠近話筒，因而最有發言權的某些人的這個「後」那個「後後」，還有什麼「解構」，解構得沒有什麼完整的心智了。曾子的這段話包含着兩個推論，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譯成問答句：士為什麼要弘大堅定？因為他們任重道遠。為什麼說他們任重？因為他們是把仁當作自己的人生責任的；又為什麼道遠？因為他們除非死掉，不然就不能卸下這副擔子。
這就是自討苦吃式的崇高。我上文說，讓人尊敬是有條件的，不能因為你讀了不少書，甚至讀了不少洋文書，知道各種主義，就能受人尊敬。你還得有所承擔。孔子及其弟子們，在那麼—個時代，就已經意識到擔當道義是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甚至無法擺脫的宿命了，就已經知道執行文化批判而不是文化媚俗文化獻媚是知識分子的基本職責了，他們怎能不偉大，又怎能不為這偉大而顛沛，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