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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是很無謂的。我倒覺得，與其說陶淵明為我們樹立了一個道德理想，倒不如去肯定他為我們建立的有關幸福的信仰與觀念。這種幸福，與世俗慾望的滿足無關，而與心靈的境界有關。甚至我們可以說，陶淵明把人的幸福與人的道德境界聯繫了起來：一種合乎道德的生活未必是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一定合乎道德。
這種帶有明顯唯心色彩的幸福觀後來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對幸福的基本詮釋並深入人心。
不過陶淵明自己可沒想這麼多。他只是到田園中找他的歸宿，找符合他本性的自然純真的生活。當他「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時」時，他就是一個地道的農夫，他哪裡想到自己還有那麼重大的道德承擔，更沒想著去成為一種文化符號。他是認定他一死，就會被人忘記的——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你看他對他身後的哀榮，是多麼眼冷心冷。所以他只要好好地活在現在——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田園就是他的稱心的伊甸園，在這裡他找到了生命的安全，良心的平靜，人性的完整。所以他為他的這種復歸欣喜不已，也自豪不已，雖然一度窮困潦倒，以至于乞食於人，但他再也沒有反悔過，而是在農村一獃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仙逝。
物質窮乏了，精神卻豐富了。他覺得這才是人的生活。從正始到元康，精神泅沒如泥牛入海，至陶淵明才又如小荷出水，且如此清清淨淨，出污泥而不染。他不再追求「先踞要路津」，也失望于「建功立業」。
我們看他的詩：「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歸園田居》其二他真的有所謂常常存在的「恐懼」嗎？他這是在自豪啊。我們比較一下以前阮藉的詩：「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一個是常恐桑麻遭霜；一個是但恐生命有殃，孰輕孰重，不是一目瞭然了嗎？「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
《庚戌年九月于西田獲早稻》這是陶淵明式的自豪。
詼諧，坦蕩，機智，明了而又含蓄，得意卻故出反語。這是一種輕鬆的心境才能具有的特徵啊。我們從漢末黨錮至建安至正始至元康至陶淵明，二百多年了，很久沒這樣輕鬆了！
對官場的逃避實際上就是對體制的逃避。體制是以權力來維持的，而權力天然具有反民眾、反人性的屬性。中國古代的隱士現象，我們可以看成是一種個人的道德選擇，但一些隱士對體制的避之唯恐不及，實有避免體制約束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在中國古代，個人的所謂「建功立業」，往往是指當世事功，更多的時候更直接體現為個人在體制中的地位：官職的高低、權力的大小等等。
所以，合乎邏輯地，一個人要保有自己的個性自由，逃避體制，他就必連帶否認功名。在陶淵明的時代，要追求功名，不僅要犧牲個性，甚至要搭上性命——淋漓的鮮血與紛紛滾落的人頭一再把這個事實展示出來。回歸田園的陶淵明終於擺脫了瀰漫士林的生命恐懼，他可以待在家裡，靜等生命大限的到來。他退出體制而「縱浪大化中」，所以能「不憂亦不懼」。
他坦然而從容的三首輓歌及一篇自祭，見出他對自己的生命是多麼的有把握，《與子儼等疏》對後事的從容安排，足見他心靈的平靜。對於死亡，他是哀傷的，但不再是恐懼的。他的生命，是他與自然大化之間的約定，別人不得干預了。
回歸田園在陶淵明看來，實際上是從官場上體制中贖回了自己，使自己重獲自由。那能擁有自己的人有福了。陶淵明就是這麼一個有福的人。幸福不取決於一個人有什麼，卻往往取決於一個人沒有什麼。
如果從「有什麼」的角度來看陶淵明，那陶淵明所擁有的太少了：名聲、地位、財富，他都缺乏。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一個令後人無限羡慕的幸福的人。因為他「沒有」我們一般人所不能摒棄的庸俗之心趨利之心得失之心榮辱之心———句話，那一切使我們大不起來的「小」人之心，他都沒有。我很喜歡漢語中「安心」這個詞，它比「安身」更重要。
安頓好我們這顆心，對人對事安好心，對自己安平常心，做到了這些，我們也就有福了。陶淵明實際上也就一直在與自己談「心」，又對我們交「心」的。他告訴我們「心遠地自偏」的道理，他說他「心念山澤居」，他還自得地說「虛室有餘閒」，什麼叫「虛室」呢？莊子有言：「虛室生白」，意思是說，清空而無世俗慾念的心靈才能充滿陽光。心靈充滿陽光，可不就得大從容大安寧大幸福；可不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陶淵明就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一個幸福的人。
有一點我必須提到，那就是，陶淵明與他的那個時代的衝突並不象我們文學史家們所想象所描述的那樣激烈。他斷斷續續的在官場上十三年，雖然他自己說「性剛纔拙，與物多忤」，但這極可能只是一句推脫之辭，至多表示他自身對體制的不適應。實際上，我們沒有發現他與哪一位上司特別不和，也不見他在官場上受過什麼特別的打擊與排擠。他一開始做官，就做州祭酒，據逯欽立先生考論，這不算是小官，起點頗高。
並且在後來，只要他願意，他似乎隨時有官做，官場上的人對鐵了心回歸田園的他，也一直很眷顧，給他送酒錢，送粱肉，並虛位以待。應該說，他的人生歷程，是比較平順的，所以，他的心態，也是比較平和的。劉克莊《後村詩話》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