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起來，中國人對荊軻的喜歡，便源於一種承認和肯定自己的需要，並源於自己掩埋了同志的屍體，擦乾淚，養好傷，以繼續戰斗的需要。
中國人也從荊軻的操行，想到了自己所推崇的一種操行，還從荊軻的悲烈，想到了自己所呼喚的一種悲烈，並驕傲地感到荊軻與自己是同在的。
當然，中國人對遠在兩千兩百多年之前的一位俠客投以深厚的感情，經久激賞，長期誇張，其十分重要的一點是，荊軻對中國人有一種特殊的作用。
中國人有兩千餘年處于集權統治之下，備受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並使自己無可奈何地落到了敢怒而不敢言的地步。處于這樣的生存狀態，中國人必然產生對暴君的仇恨。然而改變自己的命運，卻很是艱難。中國人遂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給靈魂尋找一條出路，否則是會抑鬱而死的。
荊軻對中國人的特殊作用是，他漸漸變成了苦悶的靈魂得以出氣的洞口。秦王秦嬴政在遭荊軻謀殺未遂數年之後，搖身為秦始皇，他所搞的嚴刑峻法，使他當之無愧地成了暴君的典型。中國人一般是不好反抗自己所在時代的暴君的，甚至不好批評之。他們慣常的辦法是，指秦始皇之桑，罵自己所憎惡之槐，從而拐彎抹角地泄憤。
荊軻謀殺秦王的大舉，顯然能使處于欺凌之下的中國人產生共鳴和快感，並得到一些慰藉。荊軻遂演化為一個反抗暴君的象徵了，荊軻的意義便超出了他的行為本身。
於是荊軻謀殺秦王，就變成了謀殺秦始皇，變成了謀殺所有的暴君，當然也就變成了謀殺自己所在時代的暴君。這樣一層迂迴而彎曲的關係，是通過種種借代在虛擬之中完成的，屬於可憐的精神的勝利。
由於荊軻對中國人的特殊作用，中國人當然不希望荊軻是一個失敗的人，即使失敗了，事實是失敗了，也不願意認為荊軻的失敗是缺乏完全而徹底的獻身精神所導致的。中國人不接受別的原因，只接受劍術偏差的原因，甚至不願意認真分析荊軻失敗的原因，或剛剛為其失敗而感到遺憾，便轉而鼓吹他的神勇了。這是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中國人的一種生存智慧，不然怎麼活呢！
到處傳誦的荊軻，是中國人集體樹立的一個角色，但他的原形卻是由司馬遷創造的。中國人所傳誦的荊軻，顯然是大於和高於荊軻的，可它卻成了活着的荊軻。
陶淵明先生好采菊，一向散漫而悠然，但有一天他卻忽然吟詠起荊軻來了：
雄髮指危冠，猛氣沖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築，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品陶淵明之詩，能感到一種出乎生命的慷慨，當然不是空穴來風。對於陶淵明，荊軻是一個已經犧牲了幾百年的人了，陶淵明不可能無緣無故地想到荊軻。陶淵明的嘯鳴，顯然是他所在的惡劣環境引發的。他是以生命的振動與裂變，抗議他所在社會的黑暗。
大約在陶淵明逝世幾百年之後，這首詩引起了朱熹先生的注意。他認為，陶淵明並不僅僅是一個平淡之人，他自有其豪放之性。
然而歸根結底，荊軻的行為卻無非是一種謀殺而已。燕太子丹是策劃人，目的是劫持秦王，或幹掉秦王，以消除燕太子丹對秦王的恐懼，並阻擋秦國對燕國的征服。
人類基于利益的得失和增減，必然要鬥爭。鬥爭的途徑應該很多，但謀殺的辦法卻不是光明的，儘管你謀殺的動機可能是高尚的，偉大的，甚至你謀殺的是暴君，是獨裁分子，是進行種族清洗的惡棍，是發動毀滅人類戰爭的罪犯。如果國際社會放任謀殺盛行，那麼遭殃的往往是正義的勢力，因為邪惡的勢力更信奉謀殺，也更習慣謀殺。
實際上歷史是自有其發展趨向的，這決定了任何一種勢力都有它必然的歸宿。企圖幹掉某個勢力的代表，從而崩潰其勢力，這種思路不科學，不大氣，不現實，因為倒下一個，還會產生別的一個。
順便指出：秦國消滅列國，統一天下，其積極意義在於，它的結果有可能減輕混戰帶給中國人的痛苦。當時統一天下的趨向顯然是進步的趨向，燕太子丹改變這個趨向的思路則是逆歷史潮流的。重要的是，歷史潮流怎麼可以輕易改變呢？
在二十世紀，曾經發生了很多謀殺事件。列寧遭到過謀殺，而且就是那顆鑽進列寧身上的資產階級的子彈，所留下的痼疾給他的健康埋下了禍根。希特拉遭到過謀殺，可惜炸彈有一點偏了。拉賓遭到過謀殺，是一個猶太人開槍打死了猶太人的領袖。
這種種謀殺活動的結果怎樣呢？結果似乎都沒有達到那些策劃人和行動人的目的，沒有改變事物的本質。改變事物本質的，實際上在於事物的本質，如此而已。
我所推崇的英雄，不是以兵器稱霸，也不是以權力傲世，甚至也不是以思想揚威，當然也不是以謀殺嚇人。我所推崇的英雄，是在塵埃之中乾淨，在罪孽之中提純，並終於捧着愛的種子到處播撒。愛是他的目的，也是他的手段。除了愛，他不走別的路。
這樣的英雄儘管寥若晨星，可畢竟是有的。他們曾經閃耀在人類的浩瀚天空，使我得以想象和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