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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怎麼能不在國人心咒下一個空洞呢？人們的習慣思維如列車疾駛，負着濃濃的希望，卻一下子衝出軌道，跌入了一個無底的深淵。
總理的三無是而不希
千百年來，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在某些人看來，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只求不希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甚至不夠標準的平民。
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私我駐外使館去縫洗。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時，淚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領子和袖口已換過幾次，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後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
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隻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先由我方人員將這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人家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檔案箱呢。這專用箱裡鎖着一個平民的靈魂。
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醜」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那樣子就像一個坐在包裝台前的工。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檔案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在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啊。只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廳辦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
這是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工作人員多次請示總理，總理都不准維修。終於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於是《周恩來年譜》便有了這一段記載：一九六○年三月六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台，要求將房內的舊傢具
含舊窗帘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只得從命。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就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並命令折價寄錢去。
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冊碑帖，問秘書身上帶錢沒有，見沒帶錢，就搖搖頭走了。總理從小隨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為的是儘量不驚動地方。一國總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財，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辦一事算得了什麼？多少年來，在人們的腦子裡，做就是顯耀。你看，封建社會的帽，不是烏紗便是紅頂，員出行，或鳴鑼開道，或靜街迴避，不就是要一個「媳字？這種顯耀或為顯示權力，或為顯示財富，總之是要顯出高人一等。
古人一考上進士，就要鳴鑼報喜，一考上狀元就要騎馬披紅走街，一當上就要回鄉到父老面前轉一圈。所謂衣錦還鄉，為的就是顯一希劉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鄉顯示過一回，元散曲名篇《高祖還鄉〈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場：“紅漆了叉，銀錚了斧，甜瓜苦瓜黃金鍍，明晃晃馬鐙槍尖上挑，白雪雪鵝毛扇上鋪。這幾個喬人物，拿着些不曾見的器仗，穿著些大作怪的衣服。
」西晉時有個石崇做到個荊州刺史，也就是地委書記吧，就敢於同皇帝司馬昭的小舅子王愷鬥富。他平時生活，「絲竹盡當時之精，庖膳窮水陸之珍」。招待客人，以錦圍步幛五十里，以蠟燒柴做飯，王愷自嘆不如。現在這種顯弄之舉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鏡頭，比好房，比好車，比架子。
一次一位縣級小到我辦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剛握完手突然後面躥上一小童，雙手托舉一張名片。原來這是他的跟班，連遞名片也要秘書代勞，這個架子設計之精，我萬沒有想到。剛說間話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窮鄉僻壤報告他現已到京，正在某某辦公室，連我也被他編入了顯耀自己的廣告詞。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績，為百姓辦了多少實事，看這架子心裡只有說不出的苦和酸。
想總理有權不私，有名不顯，權傾一國，兩袖清風，這種近似殘酷的奉隨着歲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總理的四無是黨而不私。
列寧講：人是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領袖來主持的。大概有人類就有黨，除政黨外還有朋黨、鄉黨等小黨。同志就提到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同好者為黨，同利者為黨，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結黨為了營私，黨成了求權、求榮、求利的工具。
項羽、劉邦為楚漢兩黨，漢黨勝，建劉漢王朝，三國演義就是曹、孫、劉三黨演義。朱元璋結黨扯旗，他的對立面除元政權這個執政黨外，還有張士誠、陳友諒各在野黨，結果朱黨勝而建朱明王朝。只有成立以後才宣佈，它是專門為解放全人類而做犧牲的黨，除了人民利益，國家民族利益，黨無私利，黨員個人無私求。無數如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焦裕祿這樣的基層黨員，都做到了入黨無私，在黨無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