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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與罰 - 164 /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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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與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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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莉赫裡婭 • 亞歷山德羅芙娜很高興地為女兒和拉祖米欣結婚祝福;可是舉行過婚禮以後,她卻似乎變得更加愁悶,更加憂慮了。為了讓她高興,拉祖米欣順帶講給她聽,羅佳曾經幫助過一個大學生和他年邁體弱的父親,還講了羅佳去年為了救兩個小孩子的性命,自己給燒傷了,甚至還害了一場病。這兩個消息使普莉赫裡婭 • 亞歷山德羅芙娜本來就已經不正常的精神几乎達到了異常興奮的狀態。她不斷地談起這兩件事,在街上也逢人就說(儘管杜尼婭經常伴隨着她)。在公共馬車上,在小鋪裡,只要能找到一個肯聽她說話的人,她立刻就跟大家談她的兒子,談他的那篇文章,談他怎樣幫助那個大學生,怎樣在失火的時候為了救人讓火給燒傷,等等。杜涅奇卡甚至都不知道該怎樣才能阻止她。這種異常興奮的病態心情是危險的,此外,如果有人記起不久前審理的那件案子,因而想起拉斯科利尼科夫這個姓,談論起來的話,那可就糟了。普莉赫裡婭 • 亞歷山德羅芙娜甚至打聽到了那兩個在火災中給救出來的小孩子的母親的地址。一定要去拜訪她。最後她的不安達到了極點。有時她會突然放聲大哭起來,經常生病,發燒,說胡話。有一天一清早,她直截了當地說,她計算着,羅佳不久就該回來了,說是她記得,他和她分手的時候曾經說過,正是過九個月以後,就該等着他回來。她把家裡的一切都收拾了一下,準備迎接他,動手裝飾打算給他住的那間房子(她自己住的那一間),把傢具擦得乾乾淨淨,洗掉舊窗帘,換上新窗帘,等等。杜尼婭非常擔心,可是什麼也不說,甚至幫着她佈置房子,來迎接哥哥。在不斷的幻想、歡樂的夢中流着眼淚度過了令人憂慮不安的一天以後,當天夜裡她病了,第二天早晨已經發起燒來,神智不清了。熱病發作了。兩個星期以後她死了。在她昏迷的時候,突然說了幾句話,根據這些話可以得出結論,她一直懷疑兒子遭到了可怕的命運,她的猜疑甚至比他們所認為的要嚴重得多。

拉斯科利尼科夫很長時間都不知道母親去世的消息,儘管從他在西伯利亞一安頓下來,就與彼得堡有書信來往了。通信關係是通過索尼婭建立起來的,索尼婭每月按時往彼得堡寄信,信寫給拉祖米欣,也每月按時收到從彼得堡來的回信。起初杜尼婭和拉祖米欣覺得,索尼婭的信有點兒枯燥,不能令人滿意;但最後兩人都認為,不可能比她寫得更好了,因為從這些信裡,對他們不幸的哥哥的命運畢竟得出了一個全面、正確的概念。索尼婭在信上寫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真實情況,最簡單明了地描寫出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苦役生活的全部情況。信上既沒有談她自己的希望,也沒有對未來的推測,更沒有敘述她自己的感情。她沒有試圖說明他的心情,或一般地說明他的內心生活,她的信上只有一些事實,也就是他自己說過的話,詳細說明他的健康狀況,以及和他見面的時候他有什麼願望,要求她做什麼,托她辦什麼事情,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寫得非常詳細。不幸的哥哥的形象終於躍然紙上,給描寫得十分確切而又清晰;這兒不會有什麼差錯,因為一切都是可靠的事實。


  

但是杜尼婭和她丈夫從這些消息中看不出有多少可以高興的事情,尤其是在一開始的時候。索尼婭不斷地告訴他們,他經常神情陰鬱,不愛說話,每次她把接到的信中的消息告訴他的時候,他甚至几乎一點兒也不感興趣;說是他有時問起母親;而當她看出,他已經預料到事情的真相,終於告訴他,母親已經去世的時候,使她感到驚訝的是,就連母親去世的消息也似乎沒有對他產生強烈的影響,至少她覺得,從表面來看是這樣的。她順帶告訴他們,儘管看上去他總是陷入沉思,獨自想得出神,彷彿與世隔絶,不和人來往,可是他對自己新生活的態度卻很坦率,實事求是;她說,他很清楚自己的處境,並不期待最近會有什麼改善,也不存任何不切實際的希望(處在他的情況下,自然是這樣了),雖然他所處的新環境與以前的環境很少有相似之處,但他對周圍的一切几乎從不感到驚訝。她說,他的健康狀況是可以令人滿意的。他去幹活,既不逃避,也不硬要多做。伙食好壞,他几乎不感興趣,但是,除了星期天和節日,平日的伙食簡直令人難以下嚥,所以他終於樂意接受她,索尼婭,給他的錢,好每天能自己燒點兒茶喝;至于其餘的一切,他請她不要操心,讓她相信,對他的一切關心只會使他感到苦惱。隨後索尼婭寫道,在監獄中,他和大家住在一間牢房裡,他們的牢房她沒看到過,不過她斷定,裡面很擠,不像樣,也不衛生;她說,他睡在鋪板上,只鋪一條毛氈,別的什麼東西他也不想置備。但是他過着這樣惡劣和貧困的生活,完全不是按照什麼偏執的計劃或者是有什麼意圖,而只不過是由於對自己的命運漠不關心以及表面上的冷漠態度。索尼婭坦率地寫道,他,特別是最初,對她去探望他不僅不感興趣,甚至几乎是怨恨她,不愛說話,甚至粗暴地對待她,但這些會面終於使他習慣了,甚至几乎變成了他的要求,有一次她生了好幾天病,沒能去探望他,他甚至非常想念她。每逢節日,她都和他在監獄大門口或警衛室裡見面,有時他給叫到警衛室去和她會見幾分鐘;平日他要去幹活,她就到他幹活的地方去看他,或者在工場,或者在磚廠裡,或者在額爾齊斯河畔的板棚裡。關於她自己,索尼婭告訴他們,在城裡她甚至已經有了幾個熟人和保護人;她說,她在做裁縫,因為城市裡几乎沒有做時裝的女裁縫,所以,在許多家庭裡,她甚至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人了;不過她沒有提到,由於她的關係,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得到了長官的照顧,讓他去幹比較輕的活,等等。最後,傳來這樣一個消息(杜尼婭甚至發覺,在她最近的幾封來信裡,流露出某種特別焦慮和擔心的情緒),說他躲避所有的人,說監獄裡的苦役犯人都不喜歡他;說他一連幾天一句話也不說,臉色變得十分蒼白。突然,在最近一封來信裡,索尼婭寫道,他病了,病情十分嚴重,躺在醫院的囚犯病房裡....

【二】




  
他早就已經生病了;但使他垮下來的不是苦役生活的恐怖,不是做苦工,不是這裡的伙食,不是剃光頭,也不是用布頭縫製的囚衣:噢!所有這些苦難和折磨對他來說算得了什麼!恰恰相反,對做苦工,他甚至感到高興:幹活使身體疲憊不堪,他至少可以安安靜靜地睡上幾個鐘頭。至于伙食――這沒有一點兒肉屑、卻漂浮着蟑螂的菜湯,對他來說又算得了什麼?他從前作大學生的時候,常常連這樣的飯都吃不上。他的衣服是暖和的,對他現在的生活方式也挺合適。他甚至沒有感覺到身上戴着鐐銬。剃光頭和穿著用兩種不同料子做的短上衣①,使他感到可恥嗎?可是在誰的面前覺得可恥呢?在索尼婭面前嗎?索尼婭怕他,在她面前他會感到羞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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