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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比所支闕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緡，比所支闕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比所支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泛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系四川歲入舊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系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重矣。
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于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
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充不繫水運去處歲計米，以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于興元、洋州就糴夏麥五十萬石，岷州欲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付閬、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也。
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
九年，金人歸我三京，命迨為京畿都轉運使。孟庾時為權東京留守，潛通北使。迨察其隱微，庾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祿二百年，荷陛下重任，萬死不足報。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乎？首可斷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聖節，庾失於行禮，為迨所持，庾自劾，迨因此求罷去，乃落職與祠歸，而庾以京師降于金人。
迨尋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二年，權闢NU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詗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救弊志。
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檢閲官。數月局罷，出知鄢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開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腳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
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並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才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逾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為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為奸，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于轉運司五十二萬緡，于常平司二十餘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為三害。榷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于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為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縻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為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並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
朝廷是其言，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創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仍于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為一保，並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為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
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逾二萬匹。
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製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
浚鋭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曲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並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遍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于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為市，于一千並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為便。
初，錢引兩料通行才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
宣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
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有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榷法，怨詈四起，至是開覆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請，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即乞札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為變。
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知慮于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