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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
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于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于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于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後改《論語》、《孟子》義各三道。
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為進士者，乃得所增之額以試。皆別為一號考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常慕向改業也。
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法。或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于習法豈所宜緩。昔試刑法者，世皆指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應者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為榮。」乃詔悉試。帝嘗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吳充曰：「漢陳寵以法律授徒，常數百人。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縉紳，多恥此學。舊明法科徒誦其文，罕通其意，近補官必聚而試之，有以見恤刑之意。」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舊特奏名人試論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材，然愈于以詩賦取人爾。」舊制，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諸州舉送、發解、考試、監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試于其州，類其名上之轉運司，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特立一額。後復令存諸科舊額十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
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每一試，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舊制，禮部已奏名，至禦試而黜者甚多。嘉祐始盡賜出身，近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今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該特奏而預正奏者，定著于令，遞升一甲。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今特奏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他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為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于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增重不已。」遂詔定特奏名考取數，進士入四等以上、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試者計之，毋得取過全額之半，是後著為令。
時方改更先朝之政，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為一經。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敘名在及第進士之上。舊明法最為下科，然必責之兼經，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欲加試《論語》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依科目次序。」詔近臣集議。左仆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傢俬學，今天下學官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惇厚風俗也。」
四年，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于《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專經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谷梁》、《儀禮》為中經，《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書》，《周禮》得兼《儀禮》或《易》，《禮記》、《詩》併兼《書》，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並以四場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用經義定取捨，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于策論參之。自復詩賦，上多向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以分額各取非均，其後遂通定去留，經義毋過通額三分之一。
光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臓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謹，惟懼玷缺外聞。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許各舉一人。凡試進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後分路別立額六十一人，州縣保任上之監司，監司考察以聞，無其人則否。預薦者不試于州郡，惟試禮部。不中，許用特奏名格赴廷試，後以為常。既而詔須特命舉乃舉，毋概以科場年上其名。
六年，詔復通禮科。初，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為《通禮》，熙寧嘗罷，至是始復。凡禮部試，添知舉官為四員，罷差參詳官，而置點檢官二十人，分屬四知舉，使協力通考；諸州點檢官專校雜犯，亦預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