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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試策滅裂，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箴、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為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校，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系于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並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既而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以來，為法尤密，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以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隳故事，復如舊。
時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于鄉裡，則不能核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眾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是冬，詔罷入學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眾，以為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天子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令悉罷。」
會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髮于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藴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惡其然，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漫陳他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邪？其踵習新體，澶漫不合程式，悉已考落，請申前詔，揭而示之。」
初，禮部奏名，以四百名為限，又諸科雜問大義，僥倖之人，悉以為不便。知制誥王珪奏曰：「唐自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咸亨、上元增其數，亦不及百人。國初取士，大抵唐制，逮興國中，貢舉之路浸廣，無有定數。比年官吏猥眾，故近詔限四百人，以懲其弊。且進士、明經先經義而後試策，三試皆通為中第，大略與進士等，而諸科既不問經義，又無策試，止以誦數精粗為中否，則其專固不達於理，安足以長民冶事哉？前詔諸科終場問本經大義十道，《九經》、《五經》科止問義而不責記誦，皆以著于令。言者以為難於遽更，而圖安於弊也。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輕易焉。」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鈎章棘句，浸失渾淳。歐陽脩知貢舉，尤以為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為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待試京師者恆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
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裡，以贊鄉大夫廢興。」上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嘆。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於檢察，偽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
時以科舉既數，而高第之人驟顯，欲稍裁抑。遂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鎖廳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施于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仁宗之朝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即位，議者以間歲貢士法不便。乃詔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取未行間歲之前四之三為率，明經、諸科毋過進士之數。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乃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由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狃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議者多謂變法便。直史館蘇軾曰：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隷，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無知人之明，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
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歷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置學立師；以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歷之際何異？至于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