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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我跟這兩個女人——其中一個，我曾保持那麼長久的友誼，而另一個，我曾懷有那麼熱烈的愛情——在一天之內部分別珍重告別了：一個告別後就終身不再相見，另一個告別後只重逢過兩次，在什麼情況下，下文我再說明。
她們走了之後，我就感到非常為難，因為我要盡那麼多急迫而又互相矛盾的義務——這些都是我過去做事不慎所產生的後果。如果我在正常狀態下，在這次日內瓦之行經人提出和遭到我拒絶之後，盡可以安安靜靜地待下去，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但是我已經愚蠢地把日內瓦之行搞成一件不能就此了結的事情，我除非遷出退隱廬，否則以後就必須再作解釋；可是我又已經跟烏德托夫人講定，不遷出退隱廬，至少暫時不遷。而且，她又曾要求我在我的那些所謂朋友面前說明一下我拒絶這次旅行的理由，以免人家說是她策動的。然而我若說出真正的原因，就不能不辱沒埃皮奈夫人。論埃皮奈夫人為我做過的一切，我當然是要感激她的。左思右想，我發現我正面臨着這樣嚴酷的、卻又不能避免的抉擇：或者是對不起埃皮奈夫人，或者是對不起烏德托夫人，再不然就對不起我自己；我採取了最後這條道路。我堅決地、徹底地、毫不動搖地採取了這條道路，懷着一種慷慨犧牲的精神，一定要洗清那些把我逼到這種窘境的過錯。這種犧牲，我的仇人曾巧妙地加以利用，並且也許是他們早就等待着的，它造成了我的名譽的破產，並且由於他們的活動，把社會上對我的尊敬全剝奪淨盡了；但是它恢復了我對我自己的尊敬，並且在我的種種不幸之中使我得到安慰。人們將可以看到，這不是我作出這樣的犧牲的第一次，也不是人家利用我的犧牲來打擊我的最後一次，
格里姆是唯一在表面上與這件事沒有任何關係的人，我就決計向他申訴。我給他寫了一封長信，說明把這次日內瓦之行作為我的一種義務來看，未免有點可笑，我在旅途中對埃皮奈夫人不但毫無用處，甚至會造成麻煩，而且旅行的結果又會給我帶來種種不便。我在這封信裡還情不自禁地讓他看出，我是知道底細的，人們認為我應該作這次旅行，而他自己卻脫了身，別人連提也不提他，我覺得很離奇。在這封信裡，我既不能明白說出我的理由，就不得不常常支吾其詞，因而在社會上一般人的心目中，顯得我有很多不對的地方。但是，對象格里姆那樣瞭解我言外之意並且充分瞭解我的行為的人來說，這封信是極為含蓄的。我甚至不怕再加上一個於我不利的臆測，假定別的朋友也有與狄德羅相同的意見，以便暗示烏德托夫人也曾有這樣的想法——這一點倒是真的，可是我就沒有提起烏德托夫人後來聽到我的理由便改變了主張。我要為她開脫，使人家不會懷疑她曾與我串通，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在這一點上顯出對她不滿。
這封信最後以對對方表示極大的信任作結束，這種信任，任何別人都會受到感動的；因為，我懇切地要求格里姆在權衡我的理由之後把他的意見見告，還明白向他表示，不論他的意見如何，我都會照辦的。我心裡的確也是想照他的意見去辦，即使他的意見是要我前去；埃皮奈先生既然親自陪他的妻子旅行，我若同往，事情的面目就完全不同了，而在以前，人家是想把這個差使交給我的，只是在我拒絶之後才找到了他。
格里姆的回信，我等了很久才來；這是一封很離奇的信。我把它（見甲札，第五九號）轉錄于下：
埃皮條夫人啟程的日子推遲了；他的兒子病了，必須等他痊癒。我將慢慢考慮你的信，你安安靜靜地待在你的退隱廬吧。我將把我的意見及時告訴你。既然她幾天內肯定不會動身，那就不用着急。目前，如果你認為合適的話，可以向她提出你願意為她效勞，不過我覺得提不提也都差不多，因為我跟你自己一樣地清楚你的處境，毫不懷疑她會對你的提議作出恰如其分的答覆的：我看你這樣做，唯一的好處就是你將來可以對敦促你去的人們說，你之所以沒有去，不是因為你沒有自告奮勇。此外，我不明白為什麼你一定要說「哲學家」是大家的代言人，為什麼他有意要你去，你就以為你所有的朋友都有同樣的主張。如果你寫信給埃皮奈夫人，她的答覆就可以作為你對所有這些朋友的反駁，你心裡不是急於要反駁他們嗎？再見。問候勒·瓦瑟夫人和刑事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