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契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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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1】如果你想給國家以凝聚力，就應該使貧富兩極儘量地接近；避免富人或乞丐。這兩者是天然不可分開的，對共同利益有着同樣的危害。暴政的支持者來自一個極端，而暴君來自另一個極端。在兩者間總是發生對自由的買賣：一個出賣自由，而另一個收買自由。【原注2】『任何對外貿易的分枝，』d’Argenson說道，『一般而言，在整體上只造就對國家表面上的益處；它可以使一些人甚至幾個城市富裕起來；但作為整體的民族並無所獲，人民也不會富有起來。』【譯註1】《論法的精神》為法國另一啟蒙大師孟德斯鳩作品。孟德斯鳩認為，直接民主制政體統治靠的是美德，貴族代議制政體統治靠的是妥協，君主立憲制政體統治靠的是榮譽，而對立的，專制政府統治靠的是恐怖。在他的筆下，中國千年的歷史完全是以恐怖為方式的專制政府，所有孔孟之道禮儀之邦等道德說教都是做不得數的。

《社會契約論》第二冊第十二章

法律之分類

把秩序帶給整個人民，或者把最好的可能制度帶給國家，必須考慮到各種條件因素。首先是整體對自身的行為，也就是整體對整體的關係，或主權者對國家的關係，我們以後會看到，這種關係包含了中間媒介的各種關係。

統治這個關係的法律被稱為政治法，又稱基本法，如果它制定得明智的話，如此稱呼是有道理的。既然在每個國家只有一種最好的制度來治理它，人民一旦發現它就應該堅持下去，但如果這個現有制度是壞的，為什麼還要把阻礙制度完善的法律認定為基本呢？在任何情形下，人民總是可以改變它的法律的，哪怕是好的法，因為如果人民選擇了傷害自已，又有誰能有權利加以阻止呢？

第二種關係存在於國家成員之間的，或國家成員同整個政體之間。前一類關係應該越小越好，而後一類應該越大越好，以使得每個公民完全彼此獨立，而極端依賴于國家。這是通過同一個手段達到的，因為每個成員的自由只有來自國家的力量。這第二種關係形成了民法。

我們還可以考慮第三種關係，它存在於個體和法律之間：定義了違法和懲罰。這構成了刑法，它比較其他法律的認可而言，實際上不太算特定的一種法律形態。

在這三種法律之外，最重要的，還有第四種法律。它並不鑲金刻玉，而是自在人心。它形成了國家的真正結構；它每一天都更新其新的活力；當其他法律過時或失效的時候，它可以恢復或替代法律；它使人民維持其精神支柱，使習慣的力量逐漸代替權威。我所說的是道德、習俗，歸根到底，公眾輿論。這一類法對我們的政治理論家來說是陌生的，但它是其他法律成功的關鍵；偉大的制憲者總是私下地關心它，但表面上只把自己侷限在特定的屬於旁枝的規章制度，而道德，雖發展成熟很慢，最終會形成制度的不可動搖的基石。

這些法律形態種種，只有政治法和我的論題有關，它構成了政府的形式。

《社會契約論》　第二冊

第三冊

在我們討論各種政府形式之前，我們還是來弄清楚這個字眼的準確含義，它還沒有被清楚地討論過。

《社會契約論》第三冊第一章

政府總論

我要提醒讀者，這一章要仔細地閲讀，否則，我無力進一步說明我的觀點。

任何自由的行動一定要擁有兩個同時發生的因素，一個是決定行動的主觀意念，另一個是執行意念的客觀力量。如果我想走向一個目標，首要的條件是我要有此意願，其次是我要有行走的能力。一個想走的癱瘓病人或是不想走的健康人都只會原地不動。政體的行為也有同樣的兩個因素，也可以對它做出這種同樣的力量和意志之劃分，後者稱為立法權力而前者是行政權力。政體的任何行動沒有此兩者同時的作用都是不能進行的。

我們已經看到立法權力必須也只能屬於人民。從我已建立的原則，顯然行政權力不能象立法者或主權者一樣具有集體的特性，因為其權力是侷限于特殊行為的，因此它超出了法律的範疇，更超出了主權者的範疇，後者的行為必然是法律。

因此公權力需要自己的機構，在一般意志的指導下，統一地付諸行動，在國家和主權者之間駕起通訊的橋樑；就像靈魂和肉體結合成為個人那樣，把國家和主權者結合成一個集體的法人。國家之有政府，根本原因在此。有時政府被錯誤地指認為主權者，但它應只是主權者的代理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