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就是為了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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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6月底，史蒂夫去了瑞典，仍舊是為了蘋果公司作宣傳。他的心態也變得老練、穩健了。「事情的發展往往不是你想怎麼樣就能怎麼樣，」他對一位瑞典的記者說，“就像米克‧傑格①說的那樣，『你不可能總能得到你想要的東西，有時你得到你需要的東西就足夠了』。

“5年以前，可能我會對這樣的說法不屑一顧，可現在我恢復到了原來的狀態，仔細思考一下，這種說法還是有一定根據的。亨利‧福特在20世紀20年代就遇到過幾次挫折。

「我並不是一個天生就喜歡追求權力的人，我只在乎蘋果公司的發展。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發電腦上，還創建了一家公司。為了蘋果公司更好地發展，我寧願奉獻出我的一切。可以這麼說，如果蘋果公司需要我掃地，我可以去掃地；需要我去清理廁所，我也可以去清理廁所。」

史蒂夫在談到蘋果公司時，往往很難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沃茲這麼多年以來並沒有做多少事情，」在記者問到他是如何看待蘋果公司最近有幾名主要的管理人員相繼離職的，史蒂夫如是說，「安迪‧赫茨菲爾德總是抱怨太多，但最終他還是回來了。我能為麥金托什機研發組做的就是讓他們所創造的成果得到別人的認可，但我不知道到底應不應該這樣做。我在向這方面努力時，可能犯了一個錯誤。可以說，我的想法是好的，但卻做得太過頭了。」
月4日，史蒂夫去了蘇聯，但他覺得應該準備回庫比提諾了。他還想著與斯卡利重修一下感情、調和一下觀點，以便于能在蘋果公司從事新的工作，當然不論什麼樣的工作都行。然而，當他在7月中旬回到蘋果公司的時候，他發現公司已經不再需要他了。

“他們叫我搬出我的辦公室，他們在蘋果公司大樓的街對面給我租了一幢小樓。我給它起了個綽號，叫『西伯利亞』。

“我就這樣搬到了蘋果公司的對面，我要讓蘋果公司的每一位管理人員都有我家的電話號碼。我知道斯卡利肯定有，所以我就給剩下的那些人挨個兒打電話，讓他們都知道我的電話號碼。我還告訴他們，如果有用到我的地方，儘管給我打電話好了。

“他們說話都顯得很親密，但沒有一個人給我打電話。這一著兒不靈，我只好像往常一樣去公司工作。我到了那裡後，只能接一兩個電話，打開幾封電子郵件看看。大部分公司管理方面的檔案都不會再放到我的辦公桌上了。一些人可能是因為看到我的車停在停車場裡，就過來安慰我，向我表示同情。每當這個時候，我就會感到很沮喪，就得跑回家裡待上三四個小時，真的很沮喪。

「我這樣做了幾次，但我感覺這簡直就是對我精神的折磨，我就不再去了。要知道，在那裡沒有人是真的想念我。」

但有一個人還會想著史蒂夫，他就是仍然對史蒂夫忠誠的前麥金托什機市場部的主管邁克‧默裡。默裡已經搬到和史蒂夫相鄰的辦公室了。有一天，默裡收拾了一下自己的東西，然後就到了史蒂夫空蕩蕩的辦公室。在這一個星期裡，沒有人想到史蒂夫。在重組後的管理層裡，一些以前忠於史蒂夫的管理人員在幾個星期前曾經答應過史蒂夫，如果有事就找史蒂夫，可現在他們好像突然從公司裡「蒸發」了。斯卡利新的「忠臣」們認為，默裡是一個不值得信任的人，因為他和史蒂夫走得太近。雖說如此，默裡還是提出了「一個蘋果」的口號，為了對蘋果公司新管理層施加影響，他只有這麼做了。在1985年的夏季和秋季，斯卡利為了贏得蘋果Ⅱ電腦研發組成員和麥金托什機研發組這群「海盜隊員」的忠誠，就把「一個蘋果」這個口號當做蘋果公司的「戰鬥口號」。默裡每次聽斯卡利說「一個蘋果」的口號，他都要暗地裡嘲笑斯卡利。（默裡最終也離開了蘋果公司，去了蘋果公司的競爭對手微軟公司。）

雖然史蒂夫仍舊是蘋果公司董事會的主席，但他已經不參加公司的日常工作了，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監督工人裝修自己的房子上。後來他又想去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做事，因為國家航空航天局正在進行宇宙探索方面的研究，史蒂夫希望有一天能夠駕駛航天飛機。但他又發現，自己並不符合政府規定的條件，他那「探索宇宙」的夢想也隨之破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