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未來變革的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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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了更多可以叫得出名字的病症，是不是恰恰由於我們對這方面的問題更加關注呢？這個問題沒有人能說清。環境和其他因素很可能是造成病症激增的原因，但是，只要對孩子們的狀況進行更細緻的考察、命名和分類，我們就會發現更多的病症，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

是什麼人在積極地推動這樣的考察呢？當然是有錢的人。雖然不同收入的家庭都會出現有學習障礙的孩子，但是，熱衷于探根究源的實際上都是中上階層家庭。（說到底，除了他們，誰會認認真真地花費金錢和時間去找出自己孩子的智力僅僅為中等的原因呢‧）

今天，大部分學費昂貴的精英學校，不僅有老師，而且還有在每一個孩子的重要發展時期負責關照他們的「學習專家」。現在，閲讀、寫作和算術運算一般都要包括對注意力、感覺綜合和動作計劃的關注。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具有反諷意味的結果，雖然在低收入社區，「特殊教育」（special ed）常常表明不能從事學術職業；而在富人社區，到了12歲還沒有職業治療師、演講教練或者是社會情感顧問，實際上卻意味着父母的疏忽。

以「學業能力傾向測驗」為例，1990～2005 年間，在參加測驗的考生中，獲得額外答題時間的人數翻了一番，在全國200萬考生中足足有4萬多人。這樣的測驗是不可以隨意要求增加答題時間的，提出增加答題時間的要求，必須要有心理醫生出具的證明考生具有學習障礙的檔案，還要有該心理醫生為該考生中學期間所有常規考試出具的增加答題時間的證明。誰能得到所有這些證明材料呢？基本上可以斷定，是有時間和有金錢的家庭，他們能夠請得起專家，可以負擔評估和治療的費用（當然，他們也是斷定額外答題時間必要技能的積極推動者）。
年，有4萬多參加「學業能力傾向測驗」的中學生獲得了額外答題時間。這一數字相當於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德克薩斯大學（Texas University）、賓夕法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北卡羅來納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弗吉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奧拉爾·羅伯茨大學（Oral Roberts University）、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德克薩斯農業機械大學（Texas A & M University）和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入學新生的總數。

◎第七部分　少男少女們（2）

有錢人在哪裡，產業就會跟到那裡。大量關於父母的研究表明，課後輔導已經成為一個年產值40億美元和年增長率為15%的產業。（目前在全國擁有1000多個網點的）西爾萬學習中心（Sylvan Learning Centers）和卡普蘭教育中心（Kaplan-owned SCORE！Educational Centers），不僅為努力學習的十幾歲的學生們提供輔導，為雄心勃勃的20來歲的年輕人提供輔導，也開始為4歲大的孩子們提供輔導了，這些孩子的家長們太害怕自己的孩子落在後面了。

如果我現在生活在一個剛剛開始推行普及大學教育的國家，我會投資開辦一個像西爾萬學習中心那樣的機構。十幾年以後，課後輔導和補習將會非常普遍。

還是來看一下對精神失調者的不同態度吧。一般的人可能仍然會認為，孩子的大腦出現了問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富人卻認為孩子的大腦出現問題是一種榮幸，他們會極力解釋自己的孩子智力低下的原因。

再來看看精神失調通常會對孩子們產生怎樣的影響。定期向專家諮詢和被診斷為精神失調的富家子弟為數如此眾多，以致于社會上「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也就是最有可能接受良好教育和進入大學的年輕人，會產生一種感覺，他們需要大量的外部幫助才能成為「正常的人」。1980年以後出生的千禧一代就是歷史上接受藥物治療最多的一代，這一代人現在大都在大學讀書，而關於大學生研究的數據表明，几乎每十個大學生中就有一個人要求助于精神健康顧問。1994年，服用治療精神病藥物的大學生僅為9%，現在，這一比率已經增加到了25%。

有些人可能認為，我誇大了對新型兒童精神失調的關注。但是，大量新的癥狀在孩子一出生就開始出現了。2005年，新生兒精神健康（即0～3歲的嬰兒）醫療總覽修訂後，增加了2個抑鬱症的新亞類，5個焦慮症的新亞類，6個進食行為失調症的新亞類。對於這些大量出現的新癥狀，父母們的經驗也失去了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