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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以自給。司徒陸麗言于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嘆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悅為長樂太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
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起於纖微，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慄，殆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人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官于都坐，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于鮑叔也。」
乙丑，魏東平成王陸俟卒。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為安陸王。
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顧覬之為之。又省五兵尚書。
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閒散，用人漸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彧為之。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覬，琳之之孫；彧，謐之兄孫；興宗，廓之子也。
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裡，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閲者眾，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于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干進務得，兼加諂瀆；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納，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丙申，魏主畋于松山；秋，七月，庚午，如河西。
南彭城民高闍、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闍為帝。事覺，甲辰，皆伏誅，死者數十人。於是下詔沙汰諸沙門，設諸條禁，嚴其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尼多出入宮掖，此制竟不能行。
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帝初踐祚，擢為仆射，居顏、劉之右。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啟求出。上不悅，由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再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上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闍反，上因誣僧達與闍通謀，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賜死。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能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說去板築為殷相，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途；降及季年，專限閥閲。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
九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丙寅，魏大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