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幅不友好的描繪，雖不能說毫無近似之處，從它對所歪曲的情節的陰暗渲染來看，顯然出自一個敵人之手。由於卑微的基督教信仰廣被整個世界，也有一些天賦過人或財產豐富而有一定地位的人成為它的信徒。曾向皇帝哈德良呈獻明快的護教書的阿里斯提得斯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學家。殉教者查斯丁，直到他幸運地遇見一位老人，或者說遇見天使，改變了他的注意力，使他開始對猶太的先知們進行研究以前，就曾向芝諾、亞里士多德、畢達哥拉斯以及柏拉圖等學派求教過關於神學的知識。亞歷山大里亞城的克萊門斯過去曾閲讀過多種希臘文作品，德爾圖良也讀過許多拉丁文書籍。朱利葉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奧利金大量掌握了他們那個時代的各種學問；而儘管西普里安的風格和拉克坦提烏斯的極不相同，我們仍几乎可以看出這兩位作家都是公眾的修辭學教師。他們最後甚至也在基督教徒中推廣對哲學的研究；只不過並不總是產生最有益的效果罷了；知識可以導致虔誠之心，但也同樣可以產生異端邪說，原用以形容阿特蒙的追隨者的那番描述，同樣也可以完全適用於抵制使徒的繼承者的各個教派。
“他們妄圖修改聖書，放棄古老的信條，並根據奇異的邏輯概念來組成他們的意見。
教會的科學遭到忽視，卻致力於幾何學的研究，當他們忙於對大地進行測量的時候，他們竟然忘記了天上。他們永遠只記得歐幾里德。
他們景仰的對象是亞里士多德和狄奧夫拉斯圖斯；對於伽倫的着作他們更是百般讚賞。他們的錯誤來之於濫用不信教的人的技藝和科學，他們還通過對人類的理性進行過于精細的研究，敗壞了福音教義的純樸。”我們倒也並不能完全肯定，出身高貴和富有的人永遠和基督教信仰無緣。由於有幾個羅馬公民曾被帶上普林尼的法庭，他很快就發現，在比提尼亞，社會各個階層中都有為數眾多的人背棄了他們的祖輩的宗教。
德爾圖良曾利用那位非洲前執政的恐懼心理和人道主義思想明確對他說：如果他堅持這種殘酷的用心，那他就必須將迦太基人口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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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而且他將在罪犯中找到許多和自己身份相同的人，找到出身最高貴家庭的元老和貴婦人，以及他的最親密朋友的朋友或親戚，但德爾圖良的這種大膽的挑戰，在這裡卻不如普林尼的這個從不曾遭人懷疑的證詞更為可信。不過，現在看來大約到
40年之後，皇帝瓦勒良才真相信了這種說法，因為在他的一道命令中，他顯然認為已經有許多元老、羅馬騎士以及一些有身份的夫人都參加了基督教的活動。教會雖已逐漸喪失其內部的純結性，但外部的聲勢卻仍然有增無已；以至到了戴克里先統治時期，皇宮、法院、甚至軍隊中，都隱藏着大批的基督教徒，他們都試圖把現世利益同未來生活的利益協調起來。
然而，這些例外，或者數量太少，或者時間太晚，都不能完全消除掉橫加于第一批基督教信徒頭上的卑賤和無知的誹謗。我們不應該利用較晚時候的一些虛構的傳說來為自己辯護，更明智的辦法倒應是把遭受誹謗的情況變成一個可以使大家受到教育的題目。我們只要嚴肅地想一想便會認識到，使徒們本身本是上天從加利利漁人中挑選出來的，那麼把第一批基督教徒在塵世的處境降得越低就使我們越有理由敬佩他們的品德和業績了。
我們有責任時刻記住，總的說來，天國的門是專為窮人敞開的；受過災難和人類鄙視的磨練的心靈，聽到神靈許諾給他的未來的幸福會無比振奮；而與此相反，幸運的人滿足於自己在塵世的所有，聰明人則會在懷疑和爭論之中，胡亂消磨掉他們在理性和知識方面的狂傲的優越性。
我們現在需要用這樣一些想法，以安慰我們為失去某些傑出人物而感到的悲傷，在我們眼裡，他們這些人似乎才最配接受上天的那種恩賜。塞內加、大小普林尼、塔西佗、普魯塔克、伽倫、奴隷埃皮克泰圖斯，以及皇帝馬爾庫斯·安東尼等等名字，都為他們所生存的時代增添無限光彩，提高了人性的尊嚴。他們無論在實際生活或沉思默想的生活方面，都使各自所在的地位充滿了光輝；他們傑出的理解力，因研究學習而更為增強；哲學從他們的思想中清除了一般人的迷信的成見；他們把自己的時光用於對真理的追求和善行之中。
然而，所有這些聖哲（這既是一個令人驚異，又是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都忽視了使基督教的體系趨于完善的問題，或對這個問題根本不予考慮。他們所講的話或他們的沉默，都同樣表現出他們對這個在當時已遍佈羅馬帝國各地的日益擴大的教派的鄙視。在他們中間，那些肯于屈尊提到基督教徒的人，也只是認為他們是一群頑固、蠻橫的狂熱分子，一味強求別人俯首貼耳，屈從他們的神秘的教義，卻完全提不出一條真正能觸動一位有見識、有學問的人的理論來。
這些哲學家是否曾仔細讀過原始基督教徒一再為他們自己，也為他們的宗教發佈的護教言論，至少是可疑的；但十分值得惋惜的是，竟沒有一些更有才能的辯護人出來捍衛這一事業。
他們為揭露多神教的荒誕花費了過多的機智和辯才。
他們只是通過揭示他們的受害教友的無辜和痛苦來激起我們的同情。但在他們應當講明基督教的神聖起源的時候，他們卻大力強調宣告救世主即將來臨的預言，而不曾講清伴隨救世主來臨的各種奇蹟。他們經常愛談的理論或許能有助于啟迪一位基督教徒，或使一個猶太人改教，因為他們兩者都承認預言的權威性，都不得不帶著虔敬的心情來尋求它的含義和它應驗的情況。不過，這種勸導方式，如果用於一些既不理解也不尊重摩西的道路和預言風格的人身上，便會大大減弱它的力量和影響了。
在賈斯丁及其後的護教者的拙劣的把握之中，希伯來神諭的崇高意義化作了遙遠的形象、裝模作樣的自滿，和冷冰冰的寓言；對於一個思想蔽塞的非猶太人來說，由於混雜着一些以奧爾甫斯、赫爾姆斯和女先知的名義強加於他的，似乎和來自上天的真正的靈感具有同等價值的出於虔誠的偽作，因而甚至連那些神諭的真實性也變得可疑了。
採取欺詐和詭辯的手段來保衛上帝的啟示，總使我們想起那些給自己筆下的百戰百勝的英雄，加上沉重、笨拙、易碎、無用的盔甲的詩人們的不明智的做法。
但是，異教和哲學世界對於萬能的上帝，不是向他們的理性，而是向他們的感覺親手提出的證據，竟如此毫不在意，我們又如何能原諒呢？
在基督時代，他的使徒的時代，以及他們的第一批門徒的時代，他們宣講的教義都曾為無數的神的奇蹟所證實。跛腳的能走路了，盲人能看見了，有病的痊癒了，死者復生了，惡魔被驅除了，自然規律也往往為教會的利益而暫時不起作用了。
但是，希臘、羅馬的聖哲們卻不理睬這些驚人的奇蹟，只一味忙於日常的生活和學習，對於受着精神或物質統治的世界的任何改變，似乎完全無所覺察。
在提比略統治時期，整個世界，或至少在羅馬帝國的一個着名的省份，出現過
3小時違反自然的天地一片漆黑的情景。
甚至如此神奇的，理應引起人類的驚愕、好奇和虔誠的事件，在一個注重科學和歷史的時代，竟然無人注意，就那麼過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