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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破壞長老之間的平等地位的那些原因，同樣也在主教中造成了特別顯赫的地位，從而也便產生了最高的管轄權力。
每當他們于春秋兩季在行省宗教會議上集會的時候，各個人在才能和聲望方面的差別，與會成員無不瞭然於心；廣大會眾則常為少數人的才智和辯才所控制。但是為使公共會議順利進行，要求有一種比較正常的不那麼招人忌恨的才德；各省宗教會議的永久主席的職位總由該省省城的主教擔任；而這些野心勃勃的；很快就會獲得總主教和首席主教高級頭銜的高級教士於是全暗中準備，從他們的同輩主教弟兄的手中篡奪下不久前主教們所獲得的凌駕于長老團之上的同樣的權威。而且沒有多久，一種爭奪最高權勢和權力的鬥爭便在那些總主教們自己之間展開了，他們每一個人都儘力用最誇張的語言、陳述自己所管轄的城市的人間榮譽和優越性；由他負責管教的基督徒的人數之多和富足；從他們中產生了多少聖徒和殉教者，以及他們如何聖潔地保存了，經過一連串正統的主教，從一向被視為他們教會的奠基人的使徒或使徒的門徒傳下來的基督教信仰的傳統。無論從哪個方面，也無論是從政治還是宗教的角度來看，誰都很容易預見到，羅馬必會受到各省的尊重，並且很快就會使各省臣服。教徒團體在帝國首都佔有適當的比例；羅馬教會在所有基督教組織中規模最大、人數最多，而且在西部，還最為古老，許多其它的基督教組織都是通過羅馬教會傳教士的虔誠努力而建立起來的。
安條克、以弗所或科林斯，常以有一個使徒作為奠基人而百般自豪，而第伯河的兩岸卻可能曾獲得有兩位最傑出的使徒在此傳道和殉教的光榮；羅馬的主教們總都很謹慎地要求繼承凡是聖彼得本人或他的職位所享有的一切特權。
意大利和各省的主教都願承認他們在基督教的貴族政治中具有按順序和聯合上的首席地位（他們的原話便是如此）。但是專制君主的權力卻被厭惡地拒絶了，雄心勃勃的羅馬的守護神從亞洲和非洲各民族身上體會到了一次比她過去抵制她的世俗統治時還要更為激烈的對她的精神統治的抵制。那位以最絶對的權威統治迦太基教會和省宗教會議的愛國的西普里安人堅決而有效地反對羅馬教皇的野心，巧妙地把自己的事業和東方主教們的利益聯繫起來，而且像漢尼拔一樣，在亞洲心腹地帶尋找新的同盟。如果說這場布匿戰爭並沒有流血，那主要不是由於鬥爭雙方的高級教士態度溫和，而是由於他們無此能力。
他們僅有的武器是互相辱罵和開除教籍；這種武器，在整個爭論的過程中，他們可是也以同樣的憤怒和激情拚命向對方投擲的。
每當現代的正統基督教徒不得不把那些宗教衛士，以如此突出的、似乎只有在元老院或兵營中才有可能出現的激烈情緒，進行爭論的細節，和一個教皇或一個聖徒和殉教者連繫起來，對他們進行譴責的時候，總感到十分苦惱。
教會權威的發展引起了僧俗之間的重大差別，而這一點當時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卻是根本不知道的。
這裡俗人這個名稱包括全體基督教人民；而僧人，按字義來理解，則專指特別選出讓他們從事宗教活動的那一部分人；正是這一類值得讚美的人民構成現代歷史的最重要的，但不一定總是最有啟迪意義的主題。他們相互的敵對情緒，有時會破壞新生的教會的安寧，但他們的熱情和活動卻會在共同的事業中聯合起來，而必然侵入主教和殉教者胸懷的對權力的愛好（經過最巧妙的偽裝）自會推動他們去增多他們的教民的人數，擴大基督教帝國的疆界。他們並沒有任何世俗的力量，而且在很長時間中他們只是受到民政當局的制裁和壓迫，而很少得到他們的幫助；然而他們卻早已得到，並已在他們自己的社團內部加以運用兩種最有效的治理的武器，賞賜和懲罰；前者來自信徒們的虔誠的慷慨捐獻，後者則出自他們的虔敬的恐懼。
1．曾使柏拉圖為之醉心，並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於嚴酷的艾塞尼派之中的資財共有制度，在一個很短的時期中曾被原始教會採用。最早一批信徒的狂熱促使他們賣掉自己深感厭惡的世俗的財產，並把賣得的價款呈獻在使徒們的腳下，自己則滿足於接受大家平均分配的一份。隨着基督教的進步，這種慷慨捐贈的制度便逐漸鬆弛並終於廢除了，因為當它後來落到不似使徒那麼純潔的一些人手中的時候，重新回來的人性中的自私很快就會使它被濫用和遭到破壞；因而後來改信這一新宗教的教徒都准許保有其原有的世襲財產，可以接受遺產和遺贈，並可以通過一切合法的商業和工業，擴大他們各自獨有的財產的數額。福音教的執事們只接受適當的一部分，而不要求全部捐獻；而在每週或每月的集會上，各個信徒，可以根據需要的緊迫性、財產的多少和虔敬的程度，自願適當捐助以充實公共基金之用。捐贈數量不論如何微薄，都不會被拒絶；但根據大家經常受到的教誨，誰都知道，摩西戒律中關於按什一制捐贈的條款仍是每一個人的神聖義務；另外，既然在一種不很完備的紀律要求之下，所有猶太人都奉命要交出他們所有財產的十分之一，那麼基督的門徒就應該使自己顯得更加慷慨，並通過放棄反正很快必將隨整個世界一同毀滅的多餘的財富以立下功績。几乎無須說明，每一個教會的忽多忽少沒有定准的收入，必會隨着教徒的貧或富而有很大的差異，他們本身在偏僻的鄉村十分分散、而在帝國的大城市又非常集中。
在德基烏斯皇帝時代，行政官員們都認為，羅馬的基督教徒擁有十分可觀的財富，他們在作宗教儀式時使用金銀器皿；他們的新教徒中有許多，為了增加這個教派共有的財富，賣掉他們的土地和房屋，完全置不幸的兒女們的利益於不顧，而他們則常因父母成了聖徒，自己卻當了乞丐。對於局外人和敵人的猜測，我們本不應完全信以為真，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從下述我們僅知的，曾提出具體數字或表示明確概念的兩個情況來看，這種猜測倒是可信，或有可能屬實的。
几乎就在同一個時期，迦太基主教忽然發出募款贖回被沙漠地帶的野蠻人所俘虜的努米底亞弟兄的號召，竟然能從一個遠不如羅馬富足的社團募集到了十萬塞斯特斯（約
850英鎊）。大約在德基烏斯時代一百年之前，羅馬教會一次從一個希望在首都定居的本都人手中，獲得了一筆數逾二十萬塞斯特斯的巨額捐款。這些捐獻絶大部分都是現金；當時的基督教社團既不願要，也無能力承受，一定份額的地產的拖累。當時有不止一項法令和我們規定的永久管業權的目標一樣，禁止任何團體不經皇帝或元老院特許或特殊命令，擅自接受不動產的捐獻或遺贈；而對於最初受到皇帝和元老院的蔑視，後來又成為他們的畏懼和妒嫉對象的一個教派，他們是不會輕易給予那種恩惠的。
不過，據記載，在亞歷山大，塞維魯時期出現的一件事，表明這種限制有時並不起作用或被人鑽了空子，也表明基督教徒也可以在羅馬境內佔有土地。隨着基督教的發展和帝國日益增加的政治混亂，這類法律的嚴格性漸趨鬆弛；以至到
3世紀結束之前，已有許多數量可觀的地產被贈與羅馬、米蘭、迦太基、安條克、亞歷山大里亞以及意大利和各省大城市的一些富裕的教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