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吉本的這種始終以元老或羅馬人自居的態度自然使得他把蠻族的入侵總看作是一重重毀滅的巨浪。但如果他能和伯裡一樣從另一個立場來看待這一問題，他便會看到那些入侵併非全都以破壞為目的，而常常只不過意在親身進入古代文明的美好的領地而已。這種觀點上的不同必然使人對諸如日耳曼人在帝國疆域之內定居之類的問題一樣，抱著完全不同的看法。
更何況，這些人的確隨身帶進了許多希臘、羅馬世界未曾發現，而有助于增進歐洲人生活的東西。
但是，吉本所信奉的關於帝國衰敗的理論絶大部分都使他在認識拜占廷文明的過程中迷失了方向。在這裡為了消除他的錯誤影響，我們便必須求助于現代作家。有一個問題我們的讀者也許都應當加以考慮。隨便一句話判定君士坦丁堡已處于繼續瓦解之中，而結果它卻作為歐洲的主要堡壘存在了一千多年之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然而，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實際都已結束，這的確也是事實。後來的史學家全都忙於搜尋它們敗亡的原因，而忽略了對那一過程作簡要的敘述。在這類調查中看不出什麼明顯的彼此一致的結論。我們可以仔細閲讀一下吉本對於西羅馬帝國滅亡的冷靜的敘述。我們發現，在那裡他並沒有一心要尋找出其所以滅亡的原因，而倒是一再表示驚異，如此複雜的一個組織如何竟能在長達數百年中維持其存在。我們已曾見到一些一般認為更為堅固得多的帝國機構常常僅在數年之內便已土崩瓦解，因而在這裡不能不對吉本的智慧深表欽佩，同時也和他一樣感到驚異。
在對這些情況全都瞭解以後，我們便會感到吉本這樣站在羅馬世界的立場上來撰寫他的歷史，不僅不是缺點，倒是一個優點。
這樣便使我們得以進入那一世界的中心，並能聽到一篇在古代權威的光照之下進行的專心致志的歷史敘述，其細節之完備任何其他現代作品均無法與之相比。到最後，吉本的作品更完全超越羅馬帝國的歷史細節，成為了一篇早已為人所公認的散文史詩；在這部史詩中，一切歷史經歷都在無比廣闊的範圍內重新加以衡量，而即使在他看來歷史不過是「人類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記錄」，他的寬廣的視野和同情心也使他的地位僅次於那些偉大的詩人而已。
除了一個十分明顯的例外，刪節本在前後秩序的安排上全都一如吉本原作。那例外便是被稱作「前言」的開頭一章。
這一章，已經說明，乃是由第三章中節選而來。
以此作為本書起點似乎比以第一章的開頭部分為好，而限于篇幅又不可能把兩部分同時選入。因而決定，在秩序問題上，讓這一篇成為一個僅有的例外，但這絶非自認為自己的判斷更高於作者。既然書中的每一章都是一個經過仔細孕育和精心安排的整體——都是上面所說一部偉大的交響樂中的一個樂章，而且所有的樂章一般都有一個明確的十分動人的結尾——因此在這裡總希望能儘可能多地把一些章完整地保留下來。
而這樣做的結果便必然要求將另一些章整章刪去，以作為補償。凡選用的章都保留原來的章號。讀者據此便很容易在全本中找到。刪去的章的章號也在節本中一一註明。既已將全章保留似乎也便不必要額外再加以說明了。
但是，保留全章的理想卻顯然不得不大打折扣。如有部分刪節這裡採取了兩種標明的辦法，如刪去部分相對地說並無大礙於敘述的連續，便在刪節處標以一行星號。對於刪節較多部分則用斜體字加進一段簡略概述。這類概述既求儘量簡潔，也力求做到不漏掉必要的交待。由於刪節的情況各不相同，顯然已不可能完全保留原來各章的小標題。因而在刪節本中的小標題有些只得另寫。為節省篇幅，原來吉本加在各段邊頭的小標題也只得割愛了。
現在，僅只在有限範圍內，在過長的段落之中加進一些通行標題，以便于讀者閲讀。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標題和原書每段的邊頭標題都是完全相同，或差不多一樣的。
對吉本原作的更改僅限于此類外觀形象，對他的正文未作過任何改變，也不曾為了上下文的銜接擅自作過任何處理。
除了早已普遍實行的按現代英語要求改變舊式拼寫之外，其他一切全都只為了一個目的：出一部吉本所寫原作。這個本子改採用的底本為威廉·史密斯發行，最早于
1854—
1855年間問世的迪安·米爾曼本。這是一般認為最為可靠的一個本子。
有些吉本在世時印行的版本也有一些明顯的印刷錯誤。其中有些一直就那麼保留在各種現代版中，而且有些現代版本又額外增加了一些新的疑點。
但我們總不能說《衰亡史》就沒有一種版本是正確無誤的吧。
在現在的這個本子中有幾處可以肯定的錯誤已順筆改正，另有一處在腳註中提出修正意見。
拼寫的現代化在這裡又向前推進了一步；但有些明顯帶著十八世紀氣息的已廢的字型卻沒有為了一味追求統一的風格而輕易將它犧牲。
市上早已有了一些《衰亡史》的刪節本和節選本。其中卻沒有一部附有大家在這裡看到的那些腳註，或至少是遠不如這裡所選之多。這裡的腳註全都為一般人所最感興趣者，而且其中絶大部分都沒有使人讀來感到不便的拉丁文和希臘文引文。這些腳註全都是當年吉本寫下的原樣，有許多自然是從現已絶版或目前已極難找到的舊版本中抄來，只是有關他的話的出處的說明已被划去了。
這些注不僅能有助于讀者對正文的理解。它們還能從各個角度反映出該書作者的性格，完全可以作為他的談話錄單獨編印成冊。它們已使得一代一代讀者從中獲得教益，得到樂趣，甚至偶爾還聽說，感到驚愕。
沒有這腳註的充分的輔助作用，《衰亡史》作為一個整體所反映的作者的人格無疑將大大減色。
D．M．洛
1960年于復活節島，克拉文山。
兩安東尼治下的黃金時代
前
言（摘自第三章）如果讓一個人說出，在世界歷史的什麼時代人類過着最為幸福、繁榮的生活，他定會毫不猶豫地說，那是從圖密善去世到康茂德繼位的那段時間。那時廣袤的羅馬帝國按照仁政和明智的原則完全處于專制權力的統治之下。
接連四代在為人和權威方面很自然地普遍受到尊重的羅馬皇帝堅決而溫和地控制着所有的軍隊。涅爾瓦、圖拉真、哈德良和兩位安東尼全都喜愛自由生活的景象，並願意把自己看成是負責的執法者，因而一直保持着文官政府的形式。如果他們那一時代的羅馬人能夠安享一種合乎理性的自由生活，這幾位君王是完全可以享有恢復共和制的榮譽的。
這些帝王的一舉一動總會得到過當的報酬，這裡有他們的成就所必然帶來的無邊的讚頌；還有他們對自己善德感到的真誠的驕傲，以及看到自己給人民帶來普遍的幸福生活而感到的由衷的喜悅。但是，一種公正的但令人沮喪的思緒卻為人類這種最高尚的歡樂情緒增添了酸苦的味道。他們必然會常常想到這種完全依賴一個人的性格的幸福是無法持久不變的。
只要有一個放縱的青年，或某一個猜忌心重的暴君，濫用那現在被他們用以造福人民的專制權力，直至毀滅它，那整個局勢也許就會立即大變了。
元老院和法律所能發揮的最理想的控製作用，也許能有助于顯示皇帝的品德，但卻從來也無能糾正他的惡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