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當
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直搗君士坦丁堡的時候，當時倒下的並不僅僅是這一城市；可以稱之為建於公元前
27年的羅馬帝國亦隨之徹底瓦解了。
然而，吉本的敘述卻並未到此結束。
吉本曾在一段早已聞名于世的文章中講述過他所以撰寫《衰亡史》的緣起。
還說到他最初計劃原擬「僅以那一城市的衰敗為限，而非帝國的徹底解體」。而且僅僅是在新計劃已接近實現之前不久他才決定作此改變。但是最初的意圖他卻始終未曾忘懷。是以在整個這部作品中，他時而仍禁不住要對該城日益衰落的景象作一番描述，而且在他對新羅馬的最後崩潰已作出繪聲繪色、令人驚心動魄的描繪之後，卻還要為他這部傑作錦上添花另加上一篇措詞平靜的後記；藉以描述中世紀和
16世紀羅馬所處狀況，但這段描寫，總的講來，和他在他唯一的那次拜訪中所作極為細緻的介紹實已無大差異。在他撰寫這發思古之幽情的數章的時候，他的思想無疑又回到了他開始寫作的早期，同時他的讀者也被帶回到了那仔細展開背景和點明主題的最開頭的幾章中去。
《衰亡史》真可說恰似一部偉大、深沉的交響樂曲，一開頭言明的主題，最後被發揮時卻溶解在對隨之而來的可怕的徹底崩潰的沉思之中，不過，在這崩潰景象的上空卻已出現了一些文藝復興和這位歷史學家生活和工作其中的現代世界的黎明的光輝。作家的生活和工作竟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既然並非每一個開始閲讀《衰亡史》的讀者都曾讀完此書，他們也便有可能根本不瞭解該書的完整計劃。現在這刪節本終能使該書首尾同處于一張封皮之中，那麼在這方面也可能會對他們有所幫助。
着名的描繪基督教興起過程的第十五、十六兩章，于此刪節本中將全部保留。因此處若作任何刪節必將使人不免感到，在此重大問題上，編者實有意圖置本人觀點于吉本及其讀者間之嫌。自從
1776年該書首次經巧加安排，以此二章為其最高潮的四開本問世以來，它們便一直被視為吉本論述基督教問題的着名傑作，而且對許多人來說，這也是他們所熟悉的唯一的兩章。這其實是很不幸的。
因此，在這裡其後許多討論神學和教會發展情況的篇章都予以保留了。
完全拋開阿里烏主義，三位一體說和上帝之子化身說的發展，我們對野蠻人入侵的歷史及東羅馬帝國的內部發展史便完全無法理解。這裡我想應該讓大家想到，紐曼主教曾不無感傷地說過，吉本實為我們所有之唯一教會史學家。時間和勤奮已對這一情況有所改變了。
不管怎樣，一些最有價值的教會史學家都無不和吉本異口同聲斥責不加深究的輕信、無稽的迷信以及有意的欺騙，並同聲哀嘆，在一切宗教史中几乎到處都出現了一種脫離原始理想而趨向于世俗野心的現象。
吉本乃是使宗教史成為世俗研究課題的第一人。
他的一切繼承人絶大部分也只是在方法和程度上和他略有所不同而已。關於這一問題這裡還必須略多講幾句。有些作家很容易傾向于談論吉本對基督教的反感。
不錯，在他的文章中他曾輕率地談論過諸如吉爾伯待 默裡的作品就在我們自己的這一時代也已被斥為「為害無窮的廢話」一類話題。但吉本對「福音的簡單、純潔的觀念」可從未進行過攻擊。對基督教的道德觀念，他也從未像後來的某些不可知論者那樣橫加指責。他對真誠和勇敢追求理想的態度始終懷着崇敬之心。
這裡，我們只要想一想他對待西普里安、阿塔納西烏斯和約翰·克里索斯托姆等人的態度便行了。
另外，還可以想一想他曾如何對變節者尤利安的宗教觀念和行為也同樣無所偏袒地加以諷刺。在這裡，藉口吉本對宗教生活懷有無限同情那是沒有用的。
他的思想在大陸哲學家們的薰陶之下已趨于成熟。關於那些哲學家，利頓·斯特雷奇在評論杜德凡夫人的一文中曾說，「那一代人的懷疑主義可說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持這種主義的人對任何問題已不屑進行駁斥；他們只是根本不予理睬。對宇宙的神秘以及對此類奧秘進行解釋的一切說法，他們全都同樣抱著冷若冰霜的態度」。如果吉本從帕斯卡爾處學來的「嚴肅而溫和的諷刺」，由於反覆使用最後不免有點讓人厭煩，那我們便應該和J．B．伯裡一樣回想起，在
18世紀那「鼾睡」的教會很有可能會忽然醒來對褻瀆上帝的行為進行迫害的時代，採取旁敲側擊的手法是一種必不可少的預防措施。
他那個時代的教會人士，也還有些普通人並不理解，也無法理解，吉本究竟意欲何為。
他們也未曾進行過深究。他們只看到那和現存秩序緊密相連的制度受到了攻擊，於是便立即感到十分驚恐。由於沒有更好的道理可講，他們於是便採取了辱罵原告代理人的這一古典式的方法。
那目標乍一看似乎很容易便能擊倒。吉本身體肥胖且愛穿著——此二者的結合在英國人眼裡簡直不可原諒。於是，在整整一個世紀中，先對他的外貌加以嘲諷，然後對他的人格進行沒完沒了的攻擊，几乎已成為一種習慣了。
自那以後，對他的品質開始有了一些更為清醒的評價，那些願意弄清真象的人已慢慢認識到，我們仍可以對這個人的怪誕之處進行嘲笑——不然也許顯得有些不近人情了——但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吉本是一個品德高尚、思想純正的人。
他的最親近的朋友們都承認他為人十分熱情，而他的這些品質也全都瀰漫在他的歷史着作之中。
非常自然，人們都會拿羅馬帝國所經歷的過程和現代歐洲史的進程進行比較。在安穩舒適的六十年之前，布賴斯子爵曾把奧古斯都的帝國和不列顛帝國作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對比。那些在今天感到自己正生活于一種迅速崩潰的文明之中的人們，可以從羅馬帝國的衰亡過程中找到許多共同的東西。這個將留待讀者自己去探求。在這裡，針對著吉本對待他所選定的題目所持態度講一點個人看法，也許並不是完全多餘的。
吉本在開始這一工作之前，曾把他的大部分青少年時期用於熱心鑽研古代文獻，特別是一些拉丁作家的作品，因而他的觀點曾深受這些作家的影響。几乎在寫作整個這部作品的過程中，他的態度都彷彿他本人就是帝國較興盛時期的一位極有教養的元老。對這樣一位深信兩安東尼時代真是黃金時代的元老來說，帝國的衰亡當然是再自然沒有的事，而且他的那種信念，即使後來的發現已證明當時的所謂經濟上的穩定實在大有問題，也並不曾因此而有所削弱。既已投身于這一不僅從舊日的繁榮來看，而且從古典文學和哲學成就來看也都已日趨衰敗的理論，吉本的敘述至少直到西羅馬帝國滅亡這段時間中看不出有任何明顯的矛盾。他對喪失政治自由所表現的傳統哀嘆並不曾有礙於他對自奧古斯都的初期帝政政府至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政權機構所進行的許多政策和行政上的革新作出極有見地的描述。再說，對於那些起源於亞細亞，先被戴克里先及其繼承人改採納，後進而在全歐盛行的宮廷儀式，他的厭惡情緒和他對宗教的冷漠態度几乎是不相上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