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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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並南北之祀。互相即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眾注，以為《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況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剝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眾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鳷、鄭沖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雲。

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為得天，故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為後王製法也。《傳》曰『夏數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醜，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醜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故持疑不決。久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為宜，或以不改為是，意取駁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常以為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為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為是邪！」

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慄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後氏、漢，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後雖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岳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于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懿、尚書仆射衛臻、尚書薛悌、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郎刁干、博士秦靜、趙怡、中候中詔季岐以為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黃史嗣以為不宜改。

青龍五年，山茌縣言黃龍見。帝乃詔三公曰：

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為群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統者，既膺受命曆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後，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延群後，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