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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計率分。官漏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以晷景為刻，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其二十四氣日所在，並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並列載于《續漢律歷志》。安帝延光三年，中竭者亶誦上書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雲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審歷，數難誦、豐，或不能對，或雲失誤。衡等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參議：「《太初》過天一度，月以晦見西方。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議者不同。尚書令忠上奏：「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亶等遂寢。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等言：「歷元不正，故盜賊為害。歷當以甲寅為元，不用庚申，乞本庚申元經緯明文。」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術者詳議。群臣會司徒府集議。議郎蔡邕曰：「曆數精微，術無常是。漢興承秦，歷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等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按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各自有元。光、晃所援，則殷歷元也。昔始用《太初》丁丑之後，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歷，雜候清台，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故延光中，亶誦亦非《四分》，言當用甲寅元，公卿參議，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故有古今之術。今術之不能通於古，亦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又光、晃以《考靈耀》為本，二十八宿度數至日所在，錯異不可參校。元和二年用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陰陽不和，奸臣盜賊，皆元之咎。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群臣議者所能變易。」三公從邕議，以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罪。
何承天曰：夫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為敝也。是以多歷年歲，未能有定。《四分》于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代不悟，徒雲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讖緯，遂關治亂，此之為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于《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為《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歷，几乎不知而妄言歟！
光和中，谷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鬥分，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歷以步月行。方于《太初》、《四分》，轉精微矣。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丞韓翊以為《乾象》減鬥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一千二百五為鬥分。其後尚書令陳群奏，以為「曆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正歷明時。韓翊首建《黃初》，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歷三年，更相是非，捨本即末，爭長短而疑尺丈，竟無時而決。按三公議，皆綜盡曲理，殊涂同歸，欲使效之璇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合於事宜。」奏可。明帝時，尚書郎楊偉制《景初歷》，施用至于晉、宋。古之為歷者，鄧平能修舊制新，劉洪始減《四分》，又定月行遲疾，楊偉斟酌兩端，以立多少之衷，因朔積分設差，以推合朔月蝕。此三人，漢、魏之善歷者，然而洪之遲疾，不可以檢《春秋》；偉之五星，大乖于後代，斯則洪用心尚疏，偉拘于同出上元壬辰故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定曆數，以建醜之月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祭祠、烝嘗，巡狩、搜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為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