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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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勖造新鐘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勖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勖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
史臣案：「勖于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宜，聲韻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哉！《世說》稱“有田父于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試以校己所治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又，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以校荀勖尺，勖尺短四分；漢官、始平兩尺，長短度同。又，杜夔所用調律尺，比勖新尺，得一尺四分七厘。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分五厘，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厘；即荀勖所謂今尺長四分半是也。元帝后，江東所用尺，比荀勖尺一尺六分二厘。趙劉曜光初四年鑄渾儀，八年鑄土圭，其尺比荀勖尺一尺五分。荀勖新尺惟以調音律，至於人間未甚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並與魏尺略相依準。
嘉量
《周禮》：「慄氏為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概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春秋左氏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鐘，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為釜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算術考之，古斛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厘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
《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荅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粗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為正，則同於《漢志》。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于今尺為深九寸五分五厘，徑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以徽術計之，于今斛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衡權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古有黍、壘、錘、錙、鐶、鈞、鋝、鎰之目，歷代參差。《漢志》言衡權名理甚備，自後變更，其詳未聞。元康中，裴頠以為醫方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趙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
志第七
律歷中
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系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然則觀象設卦，扐閏成爻，曆數之原，存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隷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余，述而著焉，謂之《調歷》。洎于少昊則鳳鳥司歷，顓頊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虞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禦，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啟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輿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職，疇人分散，禨祥不理。秦並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歷》，乃行夏正。其後劉歆更造夏《三統》，以說《左傳》，辯而非實，班固惑之，采以為志。逮光武中興，太仆硃浮數言歷有乖謬，于時天下初定，未能詳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乃備。及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歷，其後司馬彪因之，以繼班史。今采魏文黃初已後言曆數行事者，以續司馬彪雲。
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于天疏闊，皆鬥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鬥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鬥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于古，引而下則應于今。其為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名為《乾象歷》。又創製日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于黃道表裡，日行黃道，于赤道宿度復有進退。方于前法，轉為精密矣。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註釋焉。
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復詳議曆數，更有改革。太史丞韓翊以為《乾象》減鬥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為鬥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