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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人人信仰神和永生；少數沒這信仰的人不算公民，不能參加政治生活，除此以外倒也無擾無患。有些信仰虔誠的人戒肉食，棄絶婚姻；大家把這類人視為聖德高潔，卻不認為他們聰明。女子若是年老寡居的，也能當祭司。祭司數目寥寥；他們有尊榮，但是無實權。
當奴隷的是那種犯重罪被判刑的人，或是在自己國裡被宣告死刑、但是烏托邦人同意收容作奴隷的外國人。
有人患了痛苦的不治之症，便勸告他莫如自殺，但是假若病者不肯自殺，便給他細心周到的照料。
拉斐爾‧希斯洛德述說他向烏托邦人宣講基督教，許多人聽說基督反對私有財產，就改奉了基督教。不斷地強調共產制度的重要意義；書將近末尾，他說在一切別的國度，「我唯能見到富人們的某種狼狽為奸，假借國家的名義和幌子，獲得自己的利益。」
莫爾的《烏托邦》一書在很多點上帶著驚人的開明進步精神。我並不特別指他為共產制度說教，這是許多宗教運動的傳統老套；我指的卻是關於戰爭、關於宗教和信教自由、反對濫殺動物（書中有一段極流暢動人的反對狩獵的話）、以及贊成刑法寬大等的意見。（這本書開頭就是一起反對盜竊罪處死刑的議論。）可是必須承認，莫爾的烏托邦裡的生活也好像大部分其它烏托邦裡的生活，會單調枯燥得受不了。參差多樣，對幸福來講是命脈，在烏托邦中几乎絲毫見不到。這點是一切計劃性社會制度的缺陷，空想的制度如此，現實的也一樣。
第五章
宗教改革運動和反宗教改革運動
宗教改革運動和反宗教改革運動，同樣都代表文明較低的民族對意大利的精神統治的反抗。就宗教改革運動來說，這反抗也是政治性的、神學上的反抗：教皇的威信被否定，他原來憑「天國鑰匙權」獲得的那份貢賦不再繳納。就反宗教改革運動來說，只有對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精神自由、道德自由的反抗；教皇的權力未被削弱，倒有所增強，不過同時也明確了他的威信與鮑吉亞家和梅狄奇家的散漫放縱水火難容。粗略講來，宗教改革是德意志的運動，反宗教改革是西班牙的運動；歷次宗教戰爭同時就是西班牙和它的敵國之間的戰爭，這在年代上是與西班牙國勢達到頂峰的時期相一致的。
北方民族的民情輿論對待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態度，在當時的這句英國諺語裡有所說明：
一個意大利化的英國人
就是魔鬼化身。
我們會想起，莎士比亞劇本中的棍徒惡漢有多少個是意大利人。亞哥或許是最著名的例子了，但更富於典型性的實例是《辛白林》（Cymbeline）裡的亞其莫，他把正在意大利遊歷的那位品德高潔的布利吞人引上迷路，又來到英國對真誠無猜的土著耍弄陰謀詭計。在道德上對意大利人的憤懣，和宗教改革運動有密切關係。不幸，這種憤懣還牽連着在思想認識上否認意大利人對文明所作的貢獻。
宗教改革運動和反宗教改革運動的三傑是路德、加爾文和羅耀拉。在思想認識上，所有這三人和緊在他們以前的意大利人比起來，或者和埃拉斯摩與莫爾一類的人比起來，他們的哲學觀是中古式的。按哲學講，宗教改革開始以後的一個世紀是個不毛的世紀。路德和加爾文又返回聖奧古斯丁，不過只保存他的教義中講靈魂與神的關係那一部分，不保留關於教會的部分。他們的神學是一種削弱教會權力的神學。煉獄中的亡者靈魂能靠彌撒祭拯救出來，他們廢棄了煉獄。教皇收入有一大部分仰賴免罪說，他們否定這一說。根據豫定說，把死後靈魂的宿命講得與祭司的舉措完全無關。這種種革新雖然在對教皇的鬥爭上起了助力，卻阻礙各新教教會在新教國家做到像舊教教會在舊教國家那樣有勢力。新教牧師（至少在起初）也和舊教神學家一樣偏狂執拗，但是他們的勢力較小，所以為害也較少。
几乎從剛一開始，新教徒中間關於國家在宗教事務中的權限問題就有了分歧。不管哪國君主，只要他奉新教，路德就願意承認他是本國的宗教首腦。在英國，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一世極力堅持自己有這方面的權力；德意志、斯堪的納維亞以及（叛離西班牙後的）荷蘭的新教君主們，也都採取同樣態度。這加速了既有的王權擴張趨勢。
但是對宗教改革的個人主義各方面認真看待的新教徒們，不願意屈從教皇，也同樣不甘心順服國王。德意志的再洗禮派被鎮壓下去了，但是這派的教義傳播到荷蘭和英國。
克倫威爾與長期國會的爭鬥有許多方面；在神學方面，這爭鬥一部分是國家在宗教事務中應有裁決權這個意見的反對者與贊同者之間的爭鬥。逐漸，由於宗教戰爭閙得人疲憊倦怠，宗教寬容信念滋長起來，這信念是發展成為十八、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那派運動的一個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