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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而後,儘管有着空前無比的成就,然而卻呈現了某些衰落的最初萌芽,然後就是逐漸地衰頽。德謨克里特以後的哲學——哪怕是最好的哲學——的錯誤之點就在於和宇宙對比之下不恰當地強調了人。首先和智者們一片出現的懷疑主義,就是引導人去研究我們是如.何.知道的,而不是去努力獲得新知識的。然後隨着蘇格拉底而出現了對於倫理的強調;隨着柏拉圖又出現了否定感性世界而偏重那個自我創造出來的純粹思維的世界;隨着亞里士多德又出現了對於目的的信仰,把目的當作是科學中的基本觀念。儘管有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天才,但他們的思想卻有着結果證明了是為害無窮的缺點。從他們那時候以後,生平就萎縮了,而流俗的迷信便逐漸地興起。做為天主教正統教義勝利的結果,就出現了部分的新面貌;但是要一直等到文藝復興,哲學才又獲得了蘇格拉底的前人所特有的那種生平和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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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雷爾‧貝萊在《希臘原子論者與伊壁鳩魯》一書中認為他的鼎盛期約當公元前
430年或稍早。
①《從泰勒斯到柏拉圖》第
193頁。
②《希臘的數學》卷一,
1,第
176頁。
①《論生成與腐朽》
326節A。
①這是伯奈特改採用的解釋,而且貝萊,至少對於留基波,也是採用這種解釋的
(前引書,第
83頁)。②見貝萊前引書,第
121頁,論德謨克里特的決定論。
①關於原子論派理論的邏輯與數學的基礎,見加斯敦‧米樓德:《希臘的幾何哲學
家》,第
4章。
②《論生成與腐朽》
325a。
①貝萊(前引書第
75頁)則正好相反,他認為留基波有過一個「極端微妙」的答案。
答案實質上就在於承認某種非物體的東西(虛空)的存在。伯奈特也同樣說過:“這些
通常被人認為是古代偉大的唯物主義者的原子論者們,事實上卻最早明白地說出了一個
事物可以是實在的而又並不是一個物體;——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實”。
①關於他們所想象的這一過程發生的方式,見貝萊,前引書第
138頁以下。
①他說:“民主之下的貧困比起專制之下所稱為的繁榮來,正象自由要比奴役那樣
地更值得願望”。
第十章
普羅泰戈拉
我們所曾考察過的前蘇格拉底時期的那些偉大的體系,在公元前五世紀後半葉就遭到了懷疑運動的反對,懷疑運動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智者的領袖普羅泰戈拉。「智者」這個字原來並沒有壞意思;它指的差不多就是我們所說的「教授」。一個智者是一個以教給青年某些事物為生的人,這些事物被人認為在實際生活中是對青年有用的。既然當時還沒有這類教育的公共設施,所以智者們就只教那些自備束脩的人或者是由家長出束脩的人。這就傾向于給他們以某種階級的偏見,而當時的政治局面又更加強了這種偏見。在雅典和許多別的城市,在政治上民主制獲得了勝利,但是對於削減那些屬於舊貴族世家的人們的財富方面卻毫無成績。體現出來我們心目中所謂希臘文化的,大體上都是富人:他們有教育、有閒暇,遊歷把他們的傳統偏見的稜角給磨掉了,他們消耗于論辯的時間又磨練了他們的機智。所謂民主制,並沒有觸動使富人無需壓迫自由公民便能享有他們的財富的那個奴隷制度。
然而在許多城市裡,尤其是在雅典,較窮的公民們對於富人有着雙重的仇視,一是嫉妒,二是傳統心理。富人———常常很正當地——被人認為是不虔敬的和不道德的;他們在顛覆着古代的信仰並且也許還試圖摧毀民主制。於是就形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制與文化上的保守主義的互相結合,而文化上的革新者們則傾向於政治上的反動派。近代的美國也存在着多少相同的情況,在美國作為主要的天主教組織的塔曼尼派①努力保衛傳統的神學與倫理的教條而反對啟蒙運動的進攻。但是美國的啟蒙者在政治上要比雅典的啟蒙者軟弱得多,因為他們沒有能夠與財閥政治一片建立共同的目標。然而那裡有一個重要的高等知識階級是從事于保衛財閥政治的,那就是公司法律顧問階級。在有.幾.方面,他們的作用非常有似於智者們在雅典所起的那種作用。
雅典的民主政治雖然由於不包括奴隷和女人而有着嚴重的侷限性,然而在有些方面,要比任何近代的體制都更為民主。法官和大部分行政官都是由抽籤選出來的,並且任職的時期很短;因而他們都是普通的公民,就象我們的陪審員那樣,他們有着普通公民們所特有的偏見,並且缺乏職業性的氣味。一般說來,總是有許多的法官在聽案。原告人與辯護人,或者起訴者與被告,都是親自出席的,而不是由職業的律師出席。十分自然地,勝敗大部分要取決於演說時能打動群眾偏見的那種技巧。雖然一個人必須親自發言,但是他可以僱一個專家替他寫發言稿,或者是象許多人所喜歡的那樣,可以花錢去學習那種在法庭上獲勝所必需的技術。智者們就被公認是教給人以這種技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