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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初狀態相對來說是雜亂無章的，而其終極狀態則體現了一種意圖和目的；在破壞中，情況正好相反：事情的原初狀態體現了一種意圖和目的，而終極狀態則顯得雜亂無章，也就是說，破壞者的整個意圖在於造成一種不體現某個目的事物狀態。這個標準可用於最簡單、最顯著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和破壞。在建造一幢房屋的過程中，誰也不能肯定那些建材在拆毀之後會是個什麼樣子。作為建設之前的破壞誠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驟之一，在此它是整個建設的一部分。
但常見的情況往往是，一個人從事着旨在破壞的活動，而根本沒想過隨之而來的建設。這種人往往有意隱瞞真實的想法，標榜自己之所以破舊是為了立新。然而如果這真是一個藉口，人們要想戳穿它是不難的，你只需問他接下來建造什麼就行。面對這一請問，他必定會含糊其詞。
心虛乏力的，而對於前此的破壞，他卻說得頭頭是道、神采飛揚。不少革命之徒。好戰分子和其它暴力鼓吹者，都是如此。他們往往在並不自覺的情況下，被仇恨所驅使；他們所厭惡的破壞實際上是自己的目的；對於繼此之後的問題，他們很少關心。
現在我不敢否認，在破壞性工作中，如同在建設性工作中一樣，也存在着一定的快樂。這是一種更為狂暴的、同時更為短暫的快樂，然而它卻不能給人以深深的滿足，因為在那種結局中，几乎沒有什麼使人高興的東西。你殺死自己的對手，他一死，你也無事可幹；如此一來，因勝利而獲得的快意滿足便很快地消逝了。相反，當建設工作一旦完成，人們會久久地凝望着它，欣喜不已；而且這件工作並非完美無缺，因而不會使人們無事可幹。
最令人滿意的計劃，應該是那種能夠使人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永不到頭的計劃。從這一方面來看，建設無疑比破壞更是幸福之源。這樣說也許更為恰當：那些從建設中尋找到的樂趣，比那些從破壞中找到的樂趣，要更為濃厚持久，因為一旦你內心充滿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別人一樣在建設中輕而易舉地獲得快樂。
而且，几乎沒有別的東西能像一件建設性勞動一樣，更易於治好仇恨的惡習。
從一種偉大的建設性事業的成功中獲得的滿足，是生活能夠提供的最大快樂，雖然不幸的是，在它的最高的形式上，它只為那些才華超群的人所獨有。在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中，一個人所獲得的成就感是誰也剝奪不了的幸福，除非這項工作最終被證明是低劣的。這類幸福具有多種不同的形式。一個人依靠灌溉規劃而使荒地長出綠草，他這時獲得的快樂便是最明確的一種。
創建一個組織也許是件極為重要的工作，在混亂中確立起秩序的工作的也不例外。少數政治家就為此奉獻了畢生的精力。在當代，列寧便是一個典型的榜樣。常見的例子是科學家和藝術家。
莎士比亞對自己的詩曾作過這樣的評價：「只要人們還活着，眼睛還能看，這詩便不會死去。」這種想法當然會使他在不幸中感到寬慰和滿足。在他的十四行詩裡，莎士比亞強調說，對朋友的思念使他和生活重歸於好；但我不得不懷疑，比起那位朋友本身來，這些寫給朋友的十四行詩，在促成他與生活和好這一點上，可能更為重要。大藝術家和大科學家做的工作本身就使人愉快，因而當他們進行這種勞動時，他們便能獲得可敬者的敬重，它給予他們最基本的權力。
他們是有充分的根據標榜自己的出類拔草的。人們會以為，這種種因素結合起來一定足以使任何人都幸福，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例如，米開朗基羅在內心裡並不是一個幸福的人，他聲稱（我敢肯定這不是真誠的）如果不是非得還清那些窮親戚們的債不可，他絶不會費什麼心思去創作藝術品的。創作偉大藝術作品的力量往往——雖然並不總是——與氣質上的抑鬱聯繫在一起，這種抑鬱是如此之強烈，要是藝術家不能從其工作中獲得快樂的話，他一定會被逼上自殺的道路。因而我們不能說，最偉大的作品能使人幸福；我們只能說，它能減輕人的不幸。
然而，科學家比藝術家氣質上的抑鬱要少得多，而且大體上說，那些在科學上作出重大發現的人往往是幸福的，他們的幸福的最初本原就是工作。
在今日的知識界中，不幸的原因之一是，許多人，特別是那些從事文化工作的人，找不到獨立運用自己的才能的機會，而只得受僱于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被迫製作那些荒誕無聊的東西。如果你去問英國或美國的記者，他們是否相信他們為之奔走的報紙政策，我相信，你會發現只有少數人會相信，其餘的人都是為生計所迫，才將自己的技能出賣給自己認為有害無益的事業的。這樣的工作不能給人帶來任何的滿足，並且當它勉為其難地從事這種工作時，他會使自己變得如此玩世不恭，以至於他從任何事物中都不再能夠獲得完全的滿足，我不能指責從事這種工作的人，因為舍此他們便會挨餓，而挨餓是不好受的。不過我還是認為，只要有可能從事一項能滿足一個人的建設性本能衝動的工作而無凍餒之虞，那麼他最好還是為了自己的幸福去做這種勞動。
沒有了自尊，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而對自己的工作引以為恥的人是沒有自尊可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