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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於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于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
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勗諸！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徐 階
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于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啟予問序于階。階曰：
先生之文，非淺薄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
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汩溺于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貴自然，淪入于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蔽，得以極其致矣。
舉知而歸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汩于俗，亦不入于空如此。于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然其闢之或激于太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于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為不足務。脫于俗，顧轉而趨于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為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
」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為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
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為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于孔子為私淑，至其自任閒先王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為好辯而不辭。
故輒以侯請，僭為之序。嗚呼！觀者其尚亮階之志也夫！
刻文錄敘說
錢德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鄒謙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闢近裡，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
」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制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生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
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為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為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為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為《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
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為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佈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為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才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
」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庚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裒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
至草萍驛，戒記書篚，故諸稿倖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為《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荊、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禦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于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于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