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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斯勒，即透露確定永無謬誤說之意圖的第一位主教，被任命為秘書。他被尊稱為奧地利的博學之士，聰明地選擇了他，是為了讓他消除那種認為大會的一舉一動顯然操縱在羅馬手中的疑慮，並證明一個來自不太受歡迎的民族觀念的人，也具有一些可贏得教廷信任的品質。除了主席和秘書，教皇最引人注目的神學顧問還有一個德國人。帕薩利亞的聲譽在羅馬如日中天之時，他的同工克雷芒·施拉德分享着他博學嚴謹的名聲。帕薩利亞的名譽掃地之時，他的這位教友則做出指責、打擊之事，認為他將會步路德後塵，給天主教臉上抹灰。施拉德是教皇主張之最率直最一貫的辯護士。他不諱言懲罰理論的後果，他為《邪說彙編》提供了最為真實和坦率的闡述。在這方面，他是把其他人千方百計加以折衷或隱瞞的事情公開說出來的第一人。巴黎的耶穌會修士曾因為掩飾羅馬理論的錯誤而陷入困窘，只好附合一名法國傳教士的說辭，他提醒他們，教皇作為一名凡人也是永無謬誤的，這不需要主教大會的合作。而施拉德則宣稱，教皇的意志是至高無上的，即使它與主教們共同或個別的意見相反。
教義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教皇的行為，法國和奧地利主教以及為羅馬的利益效力的媒體言論，都在聲明公佈永無謬誤說已不再只是一個派別的願望，而是準備和安排大會事項的那些人精心籌劃的一個目標。此時人們意識到，一場不同尋常的危機即將來臨，他們需要對一個不測的問題有所瞭解。對問題嚴重性的感覺緩慢增長。某些神學家堅信，主教們不會屈服于令他們很多人生厭的一個宗派；政治家們不願相信，各種方案就像費施勒所說的那樣正在趨于成熟，這些方案是要改變教會與國家的關係。當整個計劃于
1869年
3月被《彙報》(Allgemeine Zeitung)披露時，許多人不願相信它們的真實性。
碰巧，一位執政的政治家有機會得知該消息是確實的。巴伐利亞首相霍恩洛厄親王，是一位樞機主教的兄弟；一位著名學者代表慕尼黑大學進入羅馬的委員會；因此，有關正在籌劃的事情的消息通過可靠的渠道傳遞出來。
4月
9日，霍恩洛厄就此事向大會發去一份外交函件。他指出，發函原因並非純是為瞭解決緊迫的神學問題，因為此前提出的那條教義包含着所有將會導致教會與國家衝突的權利要求，而且威脅着自由和政府的安全。
5個羅馬委員會中即有一個被明確指定處理關涉宗教和政治的共同問題。除了永無謬誤說和政治有關之外，大會將要考慮的《邪說彙編》，部分地違反了國家的信念。由於大會公開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因此政府不可能坐視不問。最好是立即通過友好的方式尋求諒解，並且保證避免一切可能引起爭端的打算，保證在處理所有關涉國家的事務時必須有其代表在場，以免政府後來被迫採取敵對措施。他提議，各國政府應當召開一個會議來制定一項保護它們共同利益的計劃。
小國提出的重要建議往往被懷疑受着某個大國的指使。有人推測，霍恩洛厄親王作為普魯士聯邦的朋友，是在與柏林共謀此事。這種善意的理解受到了維也納的懷疑，因為奧地利首相作為普魯士的敵人，與霍恩洛厄作為它的朋友相比，更加引入注目。博伊斯特伯爵竭力想從巴伐利亞的函件中嗅出俾斯麥伯爵的氣息。他代表奧地利天主教帝國答覆道，沒有根據認為大會具有政治目的，抑制而非阻止是惟一與自由制度相容的政策。繼奧地利之後，召開一次會議的建議也被其他大國拒絶了，聚集在永無謬誤問題上烏雲悄悄散去，第一場暴風雨沒有發生。
儘管聯合行動被放棄，向大會派遣使節的主意仍為防止將來衝突之危險提供了的最妥善和友好的方法。這種做法是明智還是失策，是法國要考慮的問題。一些主教以及博納紹斯樞機主教催促法國政府繼承古代特權，派遣一名代表。但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統一的兩大派，卻一致要求絶對中立。民主派希望，不應給有望切斷政教聯繫的一項事業製造障礙。M．奧利弗在
1868年的一次競選講演中提出了民主派的這一主張。
1869年秋天，他不久便會上台執政已成定局。大臣們如果不在一個他們知道不會得到服從的方向上做出強硬的表示，不可能堅持要求批准他們參加他們並沒有受到邀請的大會。教皇至上論者甚至比他們的敵人更急於排除可能給其策略帶來不利的某種影響。巴黎大主教以同樣的建議解決這個問題。他也許寄希望于自己在法國與羅馬之間的斡旋能力。法國宮廷一直認為那一教義將會被擱置，以為大部分法國主教會反對它。最後它感到自己錯了，皇帝對樞機主教博納紹斯說：「看來你是要去簽署那些已經擬好的教令了。」他確知哪些主教會持反對意見，很顯然，他是渴望他們成功的。但是他斷定，這成功應當由他們自己來獲得，而不是靠他的以得罪教皇為代價的外交壓力。外交事務大臣及其主管秘書被羅馬教廷視作朋友；這位普通外交官被派去執行任務，對他的指示是只能調和，不可引起爭執。他到達羅馬，確信在羅馬的極端主張和德國神學之間將有一場理論衝突，這將使法國主教們更妥善更冷靜的智慧在一個公正大使的支持下發揮調解的作用。他的輕率判斷妨礙了他應當而且希望擔負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