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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權力 - 78 /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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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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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輿論的支配地位是因為國家債務的上升和債權人重要性的增長而出現的。它不僅造就了那個高貴的野蠻人和無恥的南大西洋島囚徒,使支配着廣大群眾的本能與少數人深謀遠慮的智慧分道揚鑣,而且它注定會成為代議制政府最嚴重的障礙。權力的平等極易使人想到財產的平等,但是社會主義運動開始得更早,並未得到盧梭的支持。一些神聖的理論家,如馬布利和摩萊裡,在革命中不時被引證,但財產分配上的變化則與他們的影響無關。一種更有效的影響是自意大利輸入的,因為通過維科、吉爾諾、熱諾維西,意大利人有他們自己的18世紀。撒丁尼亞在解決封建制度問題上先於法國。阿瑟·楊證實利奧波德大公的政策使托斯卡尼的生產在十年內翻了一番;在米蘭,佛米安伯爵被當做歐洲最好的執政者之一。米蘭人貝卡利亞通過他對刑法的改革,成了法國的輿論領袖。大陸的法學長期為兩個觀點所籠罩:酷刑是發現真理最可靠的方法,和刑罰的威懾不是由於它的正義、它的迅速和它的確定性,而是與它的殘酷成正比。甚至在18世紀,瑪麗亞·塞雷薩和約瑟夫二世仍採用着野蠻人的刑罰制度。因而,沒有比對於法庭的攻擊更準確地擊中傳統的核心。它迫使人們只能得出結論說,權威的愚蠢是可恨的,它的凶殘更令人憎惡;現存政府是可惡的,法律的保護者和執行者——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俗世的——比違法者更邪惡。歷史銘刻着邪惡權力統治的印跡,積聚着未被懲罰的不公的冤債。當法律不再神聖時,它的嚴厲的捍衛者也不會得到同情。如果他們落人復仇者之手,那也是罪有應得。那些後來因為殘暴而顯赫一時的人物,如布里索特和馬拉,致力於人文主義運動,這場運動產生了對沒有因纍纍罪惡而受到削弱的權威的渴求,對新法律、新權力和新王朝的渴求。

當宗教與殘酷結合時,新觀念的運動變成了反對基督教的運動。克里爾·梅斯里的一本書在那時已部分為人所知,但1864年斯特勞斯首次印刷,代表着報復的無信仰者的嘹喨之聲;而另一位神父雷納爾希望神職人員被碾碎在他們祭壇的廢墟之下。


  

因而,這場運動始於費奈隆時代的警告、抱怨和保守的熱情努力,它產生了通過王權實行變革的偉大方案,和另一個以王權為代價的偉大方案,最後在報復的狂野叫囂中,在對火與劍的熱烈籲求聲中告終。匯聚在一起的許多破壞性思想,解釋了三級會議開始存在的意見一致,解釋了1889年的改革和1893年的毀滅之後的爆炸性局面。不可調和的衝突,莫過于在憲法和開明專制主義之間、在廢除舊法和增加新法之間、在代議制和直接民主制之間、在人民控制和人民統治之間,在因契約而在位的國王和因委託而在位的國王之間的衝突。

但是所有這些觀點的派別都被稱為自由主義者:孟德斯鳩,因為他是個明智的托利黨人;伏爾泰,因為他攻擊僧侶階層;杜爾哥,作為一個改革者;盧梭,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狄德羅,作為一個自由思想家。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都沒有自由。

[1]這篇論文首次出版于Lea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根據當時以「革命之預言者」為題的歷史學榮譽學位考試的記載(pp.1-19)(London,Macmillan Co.,1910),包括這篇論文在內的有關法國革命的系列講座是阿克頓勛爵在劍橋大學1895-961896-97189899學年度發表的

與羅馬的衝突


  
[1]在近些年給教會帶來恥辱的原因中,沒有一個比它與科學和文學的衝突更致命的作用,它們導致人們質疑它的權威的能力、正義或智慧。這種衝突儘管較少,但它們喚醒了天主教的捍衛者無法緩和的一種特殊敵意。它們導致人們懷疑教會在熱衷于鎮壓謬誤的同時,也壓制了對於真理的進步至關重要的思想自由。對於它無法冠以謬論惡名的那些信念,它允許對其進行行政干預,並且宣稱有權限制知識進步,有權為無知的順從正名,有權促進謬誤,甚至有權改變被提出作為信仰的教義。凡是被歸於天主教名下的錯誤或謬見,几乎都曾被個別的天主教徒犯下或堅持,使這些具體的譴責有所根據的事例,有時是由權威本身的行動提供的。不誠實的反駁者喜歡混淆教會中的個人因素和精神因素之間的區別——忽視在有罪的行為者和神聖制度之間的區別。這種混淆使人們易於否認在天主教會中存在着一種在其他宗教中不能發現的求知的自由,而情況若不是這樣,這種自由本來顯而易見,不可能受到懷疑;儘管在那裡,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樣,自由必須為自我保護而鬥爭,不然它便會隕落。

沒有什麼能夠比拉蒙納和弗羅斯查默案件發展的實際過程更好地說明這一真理。他們是兩個最著名的恰當例證,他們是兩種對立錯誤的寫照,正是由於這些錯誤,有關教會權威和自由的正確觀念,被罩上了一層障眼的薄霧。拉蒙納的書信和弗羅斯查默後來的著作,提供了一種就使所有那些人有所警覺的啟示:他們由於無知,或是由於膽怯或信仰的虛弱,對科學和宗教之間的和諧產生了絶望,他們或是認為一個必須屈從于另一個,或是認為兩者應徹底分離各行其是。其中拉蒙納選擇了前者,弗羅斯查默選擇了後者,一方誇大了權威的權利,另一方則導致極端的獨立主張,這使得他們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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