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也許猜想具有一般私人投資者所沒有的判斷力和學識的專業投資人員之間的競爭，會糾正某些無知個人異想天開的念頭。然則，真正的情況是這些專業投資者和投機家的精力與技能都轉移到了別的方向。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實際上更關心的不是對一項投資的可獲收益在其整個生命期中做出一個出色的長期預測，而是想趕在公眾前通過一種傳統的估價基礎來預測變動。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一項投資對於買下它來「保留」它的投資者有多少真正的價值，而是關心在眾多心理因素影響下，
3個月或一年內市場會如何估價它。
實際上在
1936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曾經描述過這些情況。儘管凱恩斯理所當然可以被認為是一位宏觀經濟學家，但是巴菲特在閲讀他的著作中體會着他對市場也有相當深刻的洞察力。事實上，凱恩斯的職業歷程在某些方面上預示着巴菲特的職業歷程。
早些時候，他在做貨幣、玉米、棉花和
橡膠投機時，損失了大筆的財力，後來，他反省了自己的錯誤，成為一位做長期的，有選擇性投資的倡導者。他冷靜地跟蹤市場，每天早上花一小時來觀測市場，為自己和國王學院的賬戶編撰了一份明星檔案。他作為主席，在國家共同人生保險團體年會上的發言，因其對市場價格產生巨大的影響，而在
30年代的倫敦廣受稱頌。
巴菲特認為，凱恩斯在「投機」時代能如此中肯地看待問題，在於他深深懂得公眾們會如何影響股市的價格。股市本身就是一個集群，是由在任何給定的時刻跟隨價格的人們組成的。這一堆不定形的人群，每天乃至每小時都在重新估計價值。然而一個給定的企業形象——比如沃爾特。
迪斯尼——變化起來就要緩慢得多。公眾對所有MP的熱情不太可能從周二到周三就有很大的變化，有時甚至一二個月都沒什麼改變。因而迪斯尼股票上的大多數波動，來自于這個企業被公眾感受程度的改變，而不是來自于企業本身的改變。
這些職業投資者僅需依靠超出常人的機智便能搶先一步，即始終比人們觀點上飛快地轉變領先一步。凱恩斯說道：
我們已經到達了第三個階段，此時我們須發揮聰明才智來預測人們普遍的觀點所希望的，大家的普遍觀點究竟是什麼。
從巴菲特身上也可以看出他對公眾觀點所持有的同樣的懷疑。巴菲特把公眾看為某種智慧集合的潛在源泉。這群人中任何一個人單獨贊同的觀點不是來自于每個部分的一種集合，而是行為和感受的一種創造。
巴菲特用一個石油勘探者的故事來說明這個意思。這個石油勘探者來到天堂門口，聽到一個令他萬分沮喪的消息：為石油工人保留的「庭院」已經滿了。在得到聖彼得的恩准可以說幾句話後，他大聲叫到：「地獄裡發現了石油。」——於是天堂裡每個石油工人都紛紛出發尋找冥府財寶去了。
聖彼得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告訴他說現在天堂裡有足夠的地方了。巴菲特說道：
這個勘探者猶豫了一下，「不，」他說，「我想我該跟餘下的這些人一起去，也許在謡傳的背後會有些真實的成分。」
巴菲特是從本。格雷厄姆那裡聽來這個故事的，但直到很久以後，他才以書面的形式表達了出來，在投機時代裡，這個故事顯得十分貼切。業績基金在這些「故事」股票上大做文章。也就是說，這種股票是包含着一種簡單的概念（比如「地獄裡發現了石油」），它很快就會被消化領會。
「國家學生交易」就是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例子，它以
6美元的價位向公眾發售，而在一年之內就價值
82美元。
國家學生交易是科爾特斯。威斯利。蘭德爾頭腦的產物，它是一個由
30幾個以服務于高校學生為宗旨的企業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比如說：書、筆記本、青年航空費用等。
就這樣，他將公眾對公司集團的狂熱心理與一個新奇的「故事」——青年人，結合在了一起。此外，蘭德爾這個該死的銷售商，對證券分析家們甘言奉承，帶著他們到自己在弗吉尼亞的城堡裡旅遊，還在他的噴氣式飛機上給他們通電話。每年，蘭德爾都預測一個三倍的贏利率。
而每次，他都達到了他的目標——儘管沒有公司會計師的某種協助，他也能
達到這個目標。華爾街很信任他，而且把股價推到了
140美元，有人不禁想起了加爾佈雷斯的評論，「也許值得去為瞬間的富有而長期地忍受貧窮。」
至于銀行家信託公司，摩根信託公司以及哈佛捐贈基金也都買了蘭德爾的股票。
人們感到奇怪的是這些富人的典範會如此易於受騙。答案就在於他們都害怕被落在後面，他們所面對的選擇是：要麼買進流行的股票，畢竟它正在開值；要麼是冒險暫時落後於人。而那些落在後面的人，甚至在一個季度或兩季度裡都無法追加新資本，對於處于投資時代的資金管理者而言，這裡沒有第二次機會。
1967年麥喬治。邦迪的一篇評論具有分水嶺的意義。邦迪是福特基金的總裁，同時也是保守主義的極好代表人物。邦迪嚴格地給他手下的捐贈基金經理們佈置了任務——這些任務不是擔心過于大膽，而是擔心勇氣不夠：
我們初步的印象是，長期的謹小慎微對我們學院所引起的損失比因魯莽或承受過度風險引起的耗費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