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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文吧，曾國藩與桐城文派的關係，一直是樁不大不小的學術公案。他在咸豐四年所作的 《歐陽生文集序》帶有很強的宗派意識、文人舊習，且不計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樣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國藩中年以後，每自稱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聖哲畫像記》便稱「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可是他的文學知交朱琦卻並不這麼認為，他在《柏樹山房文集書後》一文中，非常明確地將曾國藩列為姚門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說 「自曾滌生……之屬，悉以所業來質」。
對此，曾國藩每欲洗刷表白，說自己與梅曾亮的關係。並非「從游」，而是「接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咸豐五年致吳敏樹信》。面事實是，梅曾亮雄居文壇數十年，當年京城士人之趨附桐城義法者。几乎無不受其影響。在梅曾亮稱雄一代，即將告老回鄉之時，曾國藩還只是初識桐城源頭，尚無理論建樹。在曾國藩于咸、同年間「中興桐城」之時，梅曾亮早已告別人世了。
對曾國藩的詩文創作與理論，前人多有論述。在此，我謹呈一說，以備質證。
我認為，若論創作，曾詩以前期為佳。詩藝初開之日，風華正茂之時，以翩翩詞臣之身，處優遊清閒之地，無疑是潛心詩藝的大好時光。曾國藩後期詩作本不多，且軍政要務集於一身，宦海風波，時虞顛滅，正如《贈吳南屏》所說：「蒼天可補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詩人興會，僅此一開，其他造作，不過應景罷了。至于文則相反，前期所作，規仿之跡頗重，且閲歷有限，文氣浮泛，自難為工。後期則文腕圓熟，自成套路，且歷盡險屯，筆力沉雄，類多上乘之作。若說理論，則更有趣，其價值實不及創作，而影響卻頗能炫迷人心。苛刻一點說，曾國藩並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批評家素質，他的詩文理論並沒多少理性深度：論詩宗宋，源於清初以來的宗來諸家陳辭；文主義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後塵，卻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他還是稱得上為一名較有見地的鑒賞家。從初入京師的時文選評，到《十八家詩鈔》、《經史百家雜鈔》、《鳴原堂論文》到 《古文四象》，皆可見曾國藩並不曾想到要避選家之嫌。至于 《家書》之教弟諭子，則更是直截了當的欣賞課入門輔導。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學三昧的玄妙之論，使人很容易誤認為他確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文學大師。其實說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懸河易，妙筆生花難。當然，這並非曾國藩一人之尷尬，古今理論家，大多不能脫此窘迫。
如果說，曾氏詩文還只是為文人們所褒貶的話，那麼，他的家書、日記卻是為大多數人所賞譽。曾國藩家書的內容，當然主要包括齊家術與治學觀，這是人們熟知並且艷羡不已的。不過，談的人太多了，眾口一詞，人為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煩心。倒是從內心情感上去認識曾氏家書的文章，似乎比較少見，我曾據此分析了曾氏家書的幾個階段性特點，不揣淺陋，簡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時期的特點：首先是親情濃郁，瑣細錄切。遊子離鄉，家山萬里，白雲親舍，最是仕宦難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飛揚，志趣高昂。皈依理學之初，曾國藩以唐鑒、倭仁為師友，言行舉止，處處模仿，而且迫不及待、連篇累犢、喋喋不休地教訓起諸位老弟來。無奈，對這位新教徒以近似痴迷的熱情而傳授的新知秘訣與正言大道，他的弟兄們並不領情，反而來信譏責，連其父也頗不以為然。稍後，曾國藩便在家書中改談詩文之道，也不免好為人師之譏。第三是報喜慰親，宦情蓬勃。陞官以後家書，多談部中公事，而對家中瑣事之問訊，進德修業之說教，則大為減少了。
《二）南北征戰時期的特點：一是危急之時，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際，則計之過熟。曾國藩其實是一個工於心計、深於心術的謀略家。仔細品味他的軍中家書，可知他在關係一生名節的時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關係門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時，他又總是絞盡腦汁，反映出這位「理學純臣」的另一面。二是責弟嚴切，而教子溫婉。一般說來，為父訓子，類多威嚴，而為兄誘弟，類多平和，但在曾國藩家書中，我們很容易看到一個嚴厲的兄長，而找不到一個威嚴的父親形象。
（三）暮年覊絆官場時期的特點：一是他飽諳宦味，意緒蕭索，對得失浮沉日漸漠然；二是注重親情，追求平安，對子侄之身體學業，甚為關切，似乎他此時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門戶、消災祛禍。
曾國藩《家書》的首次編刊，是在光緒五年由傳忠書局印行。據查考，編校者為曹耀湘。曹本對家庭瑣事、訓斥言詞與政治密謀諸端刪落殆盡。避忌諱、避嫌疑、避繁瑣，本來也是舊時編書的慣例。選本之不可盡信，不可盲從，由此可見一斑。而收錄最全、影響最大的，自然要數岳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家書》了。
至于曾國藩的日記，最早是由王啟原編為 《求闕齋日記類鈔》，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刊印。這是一個節抄本，分問學。省克、治道、軍謀、倫理、文藝、鑒賞、品藻、頤養、遊覽十類，便于即類考求。雖無日期，但它畢竟為世人提供了一個深知曾氏進德修業、治軍輔民的基本面貌的藍本。趙烈文責其簡，劉聲木譏其濫，皆不免于求全責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