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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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崇經術，實能見之施行。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孔教已定於一尊矣。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專重儒。蓋寬饒謂以法律為《詩》、《書》，不盡用經術也。元、成以後，刑名漸廢。上無異教，下無異學。皇帝詔書，群臣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為據依。國有大疑，輒引《春秋》為斷。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意，移易風化，號為以經術飾吏事。漢治近古，實由於此。蓋其時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藝者也。後世取士偏重文辭，不明經義；為官專守律例，不引儒書。既不用經學，而徒存其名；且疑經學為無用，而欲並去其實。觀兩漢之已事，可以發思古之幽情。孔子道在《六經》，本以垂教萬世；惟漢專崇經術，猶能實行孔教。雖《春秋》太平之義，《禮運》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後政教之盛，風化之美，無有如兩漢者。降至唐、宋，皆不能及。尊經之效，已有明征。若能舉太平之義、大同之象而實行之，不益見玄聖綴學立制真神明之式哉？此顧炎武所云「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

漢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伏傳》五行，《齊詩》五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皆齊學也。《易》有象數占驗，《禮》有明堂陰陽，不盡齊學，而其旨略同。當時儒者以為人主至尊，無所畏憚，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此《春秋》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亦《易》神道設教之旨。漢儒藉此以匡正其主。其時人主方崇經術，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詔罪己，或責免三公。雖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尚有君臣交儆遺意。此亦漢時實行孔教之一證。後世不明此義，謂漢儒不應言災異，引讖緯，於是天變不足畏之說出矣。近西法入中國，日食、星變皆可豫測，信之者以為不應附會災祥。然則，孔子《春秋》所書日食、星變，豈無意乎？言非一端，義各有當，不得以今人之所見輕議古人也。

漢儒言災異，實有徵驗。如昌邑王時，夏侯勝以為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而應在霍光。昭帝時，眭孟以為有匹夫為天子者，而應在宣帝。成帝時，夏賀良以為漢有再受命之祥，而應在光武。王莽時讖云：「劉秀當為天子」，尤為顯證。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讖緯。五經之義，皆以讖決。賈逵以此興《左氏》，曹褒以此定漢禮。於是五經為外學，七緯為內學，遂成一代風氣。光武非愚闇妄信者，實以身試有驗之故。天人本不相遠，至誠可以前知。解此，則不必非光武，亦不必非董、劉、何、鄭矣。且緯與讖有別。孔穎達以為「緯候之書，偽起哀、平」。其實不然。《史記趙世家》云：「秦讖於是出。」《秦本紀》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龍死」，皆讖文。圖讖本方士之書，與經義不相涉。漢儒增益秘緯，乃以讖文牽合經義。其合于經義者近純，其涉于讖文者多駮。故緯，純駮互見，未可一概詆之。其中多漢儒說經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緯》，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書緯》，夏以十三月為正云云出《樂緯》；後世解經，不能不引。三綱大義，名教所尊，而經無明文，出《禮緯含文嘉》。馬融注《論語》引之，朱子注亦引之，豈得謂緯書皆邪說乎？歐陽修不信祥異，請刪五經註疏所引讖緯；幸當時無從其說者。從其說，將使註疏無完書。其後魏了翁編《五經要義》，略同歐陽之說，多去實證而取空言。當時若刪註疏，其去取必如《五經要義》，浮詞無實，古義盡亡；即惠、戴諸公起於國朝，亦難乎其為力矣。

觀漢世經學之盛衰而有感焉。《後漢書儒林傳》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建武五年，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後，登靈台以望雲物。袒割闢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案永平之際，重熙累洽，千載一時，後世莫逮。至安帝以後，博士倚席不講。順帝更修黌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古來太學人才之多，未有多於此者。而范蔚宗論之曰：「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是漢儒風之衰，由於經術不重。經術不重，而人才徒侈其眾多；實學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極盛。於是游談起太學，而黨禍遍天下。人之雲亡，邦國殄瘁，實自疏章句、尚浮華者啟之。觀漢之所以盛與所以衰，皆由經學之盛衰為之樞紐。然則，立學必先尊經；不尊經者，必多流弊。後世之立學者可以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