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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山以崔立功德碑一事，大不理於眾口。金哀宗天興元年冬，帝自汴京出，謀復河北，留完顏奴申、完顏習捏阿不等總諸軍守京師。及帝攻衛州敗，奔歸德，汴城中食盡，群議欲奉帝庶長兄荊王監國，以汴降蒙古，庶救一城之命。或以告二相，二相未敢專決。西面元帥崔立，遂因民之怨，殺二相於尚書省，劫荊王以汴京降。其時立黨獻媚者，謂立此舉，活百萬生靈，應作碑以紀。此功德碑之說所由起也。按《金史王若虛傳》謂「立黨翟奕，以功德碑屬若虛，若虛曰：‘學士代王言，此碑謂之代王言可乎？’奕不能奪，乃召太學生為之」。此本遺山所作若虛墓誌，《金史》據以為傳。是若虛與遺山，均無與也。《若虛傳》又云：「若虛辭免後，召太學生劉祁、麻革到省，元好問即遺山。時為郎中，謂祁等曰：‘眾議屬二君，其毋辭！’祁不得已，為草定，以示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然止直敘其事而已。」據此，則碑文系祁先作，好問改作。然郝經有《辨磨甘露碑》詩云：「國賊反城自為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滹南先生付一死。即若虛。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為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暗流涕。數尊黃封幾斛米，賣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無顏。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是已辯明碑文非遺山所作，其作者姓名，雖未直斥，而托之於林希兄弟，希本北宋人，為章忄享所用，肆詆正人者。郝詩藉以引喻作碑文者耳。然既有作文之人，則非遺山可知。但《若虛傳》謂遺山改作，止直敘其事，而郝詩中仍有「盜據中原」等語，豈遺山所作不曾用，而仍用太學生所作耶？郝詩所云「林希兄弟」，是此碑必有兄弟二人共為之者。遺山《外家上樑文》備述此事，有云：「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與陸機之手跡？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是當時作文者已受賞，而後反嫁名於遺山。又云：「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自註：「予北渡後，獻書中令君，薦諸名士，而造謗者，即書中所薦之人也。」考遺山《上耶律楚材書》，薦士凡五十四人，其中有兄弟二人並列者，惟渾源劉祁及其弟鬱，則郝詩所云「林希兄弟」，必指祁、鬱而言。而祁作《歸潛志》，又力辨非己作，而委之遺山。《歸潛志》謂「禮部召余及麻信之入省，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以碑文為屬，余等辭不獲命，乃歸草定，付裕之。越數日，又召至省，鎖門，裕之謂碑文今日當畢事。於是，裕之屬草既成，王從之及余為定數字，銘詞則從之、裕之及存余舊數字，碑序則全裕之筆也」。下又云「其文皆眾筆，非余全文，彼欲嫁名於余，余安得辭！後數日，首領官奉立命，賫告身三通付余輩，特賜進士出身」云云。觀此，可見《崔立碑》本祁起草，好問改定，又彼此嫁名，各自剖辨，而卒不能掩也。想見當時共以此碑為諂附逆賊，故各諱言耳。然遺山於此事，終有干涉，其《上樑文》，先敘圍中食盡待斃之狀云：「窮甚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荊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嘗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日」。是請荊王監國，以汴城降，既系遺山先上書執政；《金史奴申傳》並載遺山語甚詳。及崔立肆逆，又嘗保護多人，免於凶害。則其於立，情分素熟，可知也。即《王若虛傳》所云：「召劉祁、麻革至省，遺山以眾議咸屬二君為囑」。是遺山已為之關說，原不必論碑文之作與否矣。
遺山仕於金，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郝經墓誌謂入翰林知制誥，蓋兼官也。
國變後，以詩文重名，為海內魯靈光者，幾三十年。客東平嚴實幕下最久。以國亡史作，己所當任，聞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往請於張，願以身任編纂之責，為樂夔所阻而止。於是構野史亭於家，凡金君臣事蹟，採訪不遺，至百餘萬言。所著《壬辰雜編》等書，為後來修《金史》者張本。其心可謂忠且勤矣！
雖崔立功德碑一事，不免為人訾議；然始終不仕蒙古，時尚未建國號，故但稱蒙古。則確有明據。故郝經所撰墓誌及《金史》本傳，皆云「金亡不仕」，是可謂完節矣。乃李冶、徐世隆二序，俱以其早死不得見用於元世祖為可惜，此真無識之論也。設使遺山後死數年，見用於中統、至元中，亦不過入翰林、知制誥，號稱內相而已，豈若「金亡不仕」四字，垂之史冊哉！余嘗題其集云：「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頗道著遺山心事矣。
遺山當金哀宗天興二年壬辰，蒙古兵圍汴京，遺山在圍城中。未幾，哀宗奔蔡州。明年癸已正月，崔立叛，以汴降蒙古。四月二十九日，遺山始出京，而二十二日，已有書上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自稱「門下士」。余作遺山詩話，以其在金時與楚材素無一面，何以未同而言若此？今細閲遺山集，楚材有二兄，皆仕於金：一名辨才，官靜難節度副使；一名思忠，官龍虎衛上將軍。楚材奉其主之命來索取，哀宗幸藉此可成和議，俱遣往。思忠誓不北行，投城濠死；辨才亦至真定而歿。是楚材曾親至汴京，蓋已聞遺山之名而物色之；遺山因有知己之感，與之投契，故有「門下士」之稱，非無因至前也。然律以境外之交，究不無可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