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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于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于下，則天譴為形于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雲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
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奸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廷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雲，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是以眾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為奸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廷群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于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于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為義服。上于濮王父也，反服小功；于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
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眾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眾乎，則眾議不見其可；欲違眾乎，則自古為國未有違眾而能舉事者。臣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于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群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為後或問上】
或問：「為人後者，不絶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絶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于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絶？」曰：「降者所以不絶也，若絶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絶者，禮為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為期，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