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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界歷史上所有的技術革命——無論是一萬年以前的農業革命，還是二百年以前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抑或是今天的第二次產業革命——都導致社會分裂，這種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維方式以及人際關係等方面實行變革。然而，這種社會變革總是遭到人們的拚命抵制，其激烈程度一如人們之熱烈歡迎技術變革。正是由於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革之間所產生的時間滯差，才造成了幾千年以來世界歷史上眾多的苦難和暴行。
為什麼這種時間滯差持續如此之久呢？歸根結底，人類的顯著特徵在於其大腦，尤其是大腦皮層的前部，這一部分的容量在過去幾百萬年增長了一倍。正是大腦皮層賦予了人類特有的判斷能力，預見其行為後果和按照目的支配其行為的能力，這賦予人類以巨大的生存優勢，並使人類戰勝其他數千種與其競爭的物種，儘管其體質虛弱。
從理論上說，人類這種判斷能力不僅可促進人類擅長的技術變革，而且也可促進其遲滯不前的社會變革。但是，現存的體制和習慣總是受到歷史傳統、啟蒙教育以及社會秩序的維護。因此，對社會現狀提出挑戰總要遇到排斥、恐嚇甚至迫害，很少有人能夠或者願意忍受這些。另外還存在既得利益集團的作用，這種集團顧名思義必然會因社會變革而喪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總是反對變革。
他們的反對通常總能成功，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具有雄厚的財力和良好的組織，而且因為他們利用人們對於社會革新的普遍厭惡態度。因此離經叛道者就被輕易地孤立起來，並且身上被打上褻瀆神聖、顛覆或者在其他情況下對社會構成危險的烙印。
社會變革遲滯性這一不利影響在過去之所以被人們所承受，是因為技術革命並非迅猛到勢不可擋的地步。然而這種情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混過去的傳統策略已經過時。首先，現在的技術變革象一股洶湧的急流，不僅新發明的數量急遍增加，而且從發明、應用到市場銷售的整個過程大大縮短。其次，當今的技術變革正在全球範圍內展開，而不是象過去那樣僅侷限于西歐。
再次，最新的科學發現，如核能、計算機以及遺傳工程的動力和破壞性遠遠超過兩個世紀以前英國發明的紡紗機和織布機。因此，
1969年
5月，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發出警告說，立即在全球範圍內採取行動是當務之急。他說：「我並不想聳人聽聞，但從我在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職位上所能獲得的信息來看，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聯合國各成員國還剩下大約十年時間來緩和他們各自之間由來已久的爭端。開展全球合作以控制軍備競賽，改善人類環境，防止人口爆炸以及提供各種發展項目所必需的經費。
如果這樣的全球合作在下一個十年裡還沒有迅速開展的活，那麼恐怕我所提及的這些問題將會達到令人吃驚的地步，以至于超出我們的控制能力。」
吳丹寬限的十年期早已過去，而他所警告的環境問題、人口問題以及軍備競賽問題從那時起已變得十分嚴重。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地球不僅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個發發可危的星球。
未來的前景如何呢？歷史學家象氣象學家一樣，面前只有一個變幻莫測的水晶球。儘管未來的特定事件無法預見，但是，倘若對世界歷史具有正確的認識和解釋，我們就能根據各種歷史模式來洞察未來的一般趨勢。所以，倘若同意吳丹提出的警告並接受他提出的適度的目標，我們就能得出關於
2O世紀末人類前景的若干結論。
首先，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正受到第二次產業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衝擊，前者以不斷加快的速度正在改變着社會，而後者正在喚醒和激勵人們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兩種革命將成為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這兩種革命都明確反映了西方的勝利，因為它們都是近代早期科學革命、產業革命、政治革命的繼續和擴大。但同樣清楚的是，這兩種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為西方所創造的這種新世界已不再顯示其在全球軍事和經濟事務中的優勢地位。就在數年前，報紙上還充斥着關於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大標題新聞，而今日的電視屏幕已儘是關於那些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還不存在的國家的革命、饑荒和財政危機等情況的報道。
第三，在全球的大動盪中誕生的新世界將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縱覽世界歷史，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而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統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過持續了
25年。粗看起來，跟着到來的似乎是美蘇兩極對立的時代，但是這種局面原來更為短命。隨着中國形成對蘇聯的挑戰，美國在越南的挫敗，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復興，以及正為第三世界其他地區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韋和尼加拉瓜的動亂，美蘇兩極對立業已煙消雲散。
取代全球霸權或全球兩極對立格局的，正如周恩來總理一語破的所指出，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空前大混亂狀態」。這種混亂狀態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北南矛盾
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對立、西西矛盾
美國和正在蓬勃發展的西歐與日本之間的經濟競爭、東東矛盾
蘇聯和中國，蘇聯和東歐諸國以及中國和越南之間公開和非公開的衝突以及東西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盡的第一次冷戰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