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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民族的團結和好戰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歐洲人能成功地建立起他們對全球的統治。征服者的專城努力和冷酷無情使他們能輕易地在美洲大陸取得勝利，這種專誠努力和冷酷無情與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招致毀滅的不團結和軟弱無力的抵抗形成了鮮明對照。一小撮英國人之所以能征服印度次大陸，與其說是因為他們在技術上占優勢，不如說是因為印度當時缺乏一種把所有印度人團結在一起的民族主義，不能結成反對西方入侵者的統一戰線。如果印度人當時受到民族意識的激勵，情況就會完全不同，相反，如果少數印度冒險家出現在英國，而不是少數英國冒險家出現在印度，其反應也會完全不同。
在中國，情況同樣如此，孫中山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他抱怨說，他的同胞「只有家庭和家族的團結；沒有民族精神」，因此。他們「只是一盤散沙」，他們的國家是「世界上最窮、最弱的國家」。
然而，正如拿破崙的征服刺激了歐洲的民族主義那樣，歐洲的征服也刺激了海外的民族主義。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爆發了殖民地起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歷史性的大動亂。但是，帝國統治的結束並不意味着新的海外民族主義已得到滿足，也不意味着政治穩定已得到保障。相反，民族主義似乎又繁殖了民族主義。
英國統治的結束導致了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塞浦路斯的希臘人和土耳其人之間、錫蘭的僧加羅人和泰米爾人之間的衝突。同樣，肯尼亞總理喬莫·肯雅塔于
1964年宣佈，他的政府「決不答應作任何止步，決不答應交出一寸領土」給鄰近的索馬裡。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對索馬裡對他的歐加登省提出的主權要求作了同樣的答覆。於是，非洲諸新國家準備為保護各自的邊界不受侵犯而戰鬥到最後一個人，雖然這些邊界是人為的、是
19世紀歐洲南國主義者在几乎不考慮當地民族和資源的情況下劃定的。
與此同時，老民族國正牢牢抓住各自的國家主權不放。的確，由於這些國家的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痛苦早已過去，它們這時能對民族主義情緒的種種熱烈的表現進行詆毀和採取一種傲慢的態度。的確，在歐洲，共同市場需要成員國在有限的範圍內放棄某些國家特權，但是，共同市場決不在重大的國家利益發生衝突的地方證明自己的存在。因此，蘇伊士危機和古巴危機揭示出，在發生關係重大的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時，大國總是準備不與盟國或聯合國商量就單方面地採取行動。
這些危機的過稷清楚地表明了在原子時代中這種不受限制的國家主權的實質。
科學的潘多拉盒子
1962年
7月
9日夜晚，美國在太平洋中部的約翰斯頓島上引爆了一顆氫彈，其爆炸力相當於
200萬噸梯恩梯炸葯。整個天空都亮了起來，紅色、紫色、桔黃色和白色的光芒交織在一起，象令人眼花緣亂的萬花筒，持續了
15分鐘。
2000哩以外的美屬薩摩亞群島上的土著都驚慌地衝進家裡或教堂裡去祈禱。當他們得知這種可怕的空中景觀的起因時，紛紛說道：「瘋狂的白人。」
比這些薩摩亞島人老練的其他目擊者大體上作出了同樣的反應。這次爆炸同前前後後的其他爆炸一起提出了有關科學及其前景的根本問題。科學無疑是人類智慧的一個偉大成就。但現在，它不是已成為潘多拉盒子了嗎？不是已代表對人類的一種無法控制的威脅嗎？
這個問題的實質遠不僅僅是核爆炸。在整個歷史上，技術的變革已對人類的文化——人類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處事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農業革命使人類的人口大大增加，並迫使人類適應定居的生活方式，最終信奉新的上帝，逐漸建立起具有新形式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同樣，工業革命不僅大大提高了生產率，而且帶來了與工廠和新的工業城鎮有關的種種問題。
今天，隨着核力量、計算機、自動化技術和航天科學的出現，我們正在經歷實際上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這場革命最終至少產生與第一次革命同樣深遠的影響。
此外，應該注意到，技術進步的速度正在何等迅速地加快。人類大約經過了
100萬年才達到農業革命，但是，僅僅再過
10000年便達到第一次工業革命，僅僅再過不到兩個世紀的時間就達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我們不知道還將從這裡到達何處，但的確知道我們將很快到達那裡。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為促進科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過去出生的科學家中，有
90%的人如今仍在世並在工作。
1970年這一年，美國花在科研上的費用比從美國革命到
1945年這整個時期內所花的費用還要多。無疑，科學是當今時代的標誌。如果金字塔是古埃及的象徵，如果巴黎聖母院是中世紀西方的象徵，那麼，我們這個時代相應的象徵便是高能加速器和強力流研究反應器，以及伴隨而來的技術象徵如自動化工廠和宇宙飛船。
科學技術的這種高速發展首次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一個物種的人類能否柔順到足以適應一種他們正在如此迅速地改變、並在許多情況下予以污染的環境。人類能改變自己傳統的習慣和制度以妥善處理作為科學技術有害的副產品而源源不斷地產生的大量難以對付的問題嗎？以下是若干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