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之所以能避免這種快降臨的災難，只是因為希特拉決定將他的各個師投入俄羅斯平原，只是因為日本人儘管進行威脅和軍事演習，卻從未真正打算侵入印度。即便如此，如果並非不可能，如果國大黨當初作好了武裝起義的準備，英國在次大陸上的地位原會很不穩固。然而，在甘地的影響下，印度只進行了非暴力抵抗。不過，儘管這一抵抗缺乏富有戰鬥精神的領導人，但國大黨領導人的被捕卻促成了城市和鄉村中的罷工和暴動；但是，這一抵抗沒有計劃，缺乏協調，因此，英國人能搗毀一個又一個暴動中心。
在戰爭剩下的幾年中，英國人堅決拒絶釋放國大黨領導人，除非他們改變「退出印度」的要求。國大黨領導人則拒絶這樣做，因而在這幾年中，他們一直被監禁着。其時，穆斯林聯盟領導人真納趁國大黨陷入困境之際，說服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他的組織，從而為戰後獨立的穆斯林國家準備了條件。他不知疲倦、滿懷激情地宣講他關於一個獨立自主的巴基斯坦的教義。
「穆斯林印度不能接受任何必將導致一個由印度教徒占多數的政府的憲法眾所周知，穆斯林不是一個少數派。根據任何有關民族的定義。都可說穆斯林是一個民族，他們應當擁有自己的家園、自己的領土和自己的國家。」
1945年
7月，工黨在英國大選中的勝利是印度事務中一個新的、決定性的轉折點。工黨歷來主張印度獨立，這時，艾德禮首相為實現這一目標立即採取了行動。若不考慮其政黨的許諾和同情，事實是他除承認印度獨立外几乎別無他擇。純粹的外界勢力已不再能抑制因戰時經歷而愈益強烈的印度民族主義，這一點在政府于
1945年年底審判日本資助的印度國民軍的一些軍官時變得很明顯。
這些人頓時成了民族英雄，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曾同日本人合作，而是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趕走可恨的英國人。當時，遍及全國的這種情緒非常強烈，以致審判只好中途停止。事實上，英國已不再能不顧這個國家人民的願望而統治這個國家，也不再存在着企圖這樣做的意向。戰爭期間，印度行政機構人員已癒來愈多地由印度人充任，而英國在印度的投資則大大減少；英國公眾對沒完沒了的印度問題已厭倦起來。
因此，艾德禮這時能在不太遭到國內反對的情況下割斷帝國與其從前的寶貝之間的聯繫。
1946年
3月，內閣的一個三人代表團前往印度，負責自治的準備工作。兩個月後，他們公佈了一項計劃，但這一計劃未能贏得長期不和的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支持。於是，工黨政府派海軍上將蒙巴頓勛爵為新任總督。在經過倉促的會商之後，蒙巴頓斷定，任何維持印度政治統一的計劃都是行不通的，他建議印、巴分治，使印、巴政府均享有自治領地位。
這時，國大黨領導人已認識到分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接受了這一計劃。
1947年
7月，英國議會通過了《印度獨立法案》，
8月
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聯邦成為英聯邦中的兩個獨立的國家。英聯邦的伸縮性被進一步擴大到允許這兩個新國家作為共和國分享一種必然保持一位君主作為其象徵性首腦的制度。
四、東南亞
與印度相反，東南亞在戰爭期間被日本人佔領了。可以看出，在
1942年至
1945年這一短暫的佔領期間，整個東南亞地區存在着一種共同的模式。几乎在每個國家中，對西方統治的普遍不滿已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見第二十五章
第二節）。當時，日本人同德國人一樣，宣佈他們的征服是「新秩序」的開端。
這一「新秩序」的口號是「亞洲人的亞洲」、「大東亞共榮圈」和「沒有征服、沒有壓迫、沒有剝削」。
如果日本人當初實行這些原則，他們原本能得到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的民眾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在當地居民普遍地歡迎他們、將他們當作解放者以後。然而，日本軍方另有打算，因此，這些原則仍是很快就讓人覺得空洞、難以置信的宣傳性口號。這些軍事領袖不是將大東亞視為一個「共榮圈」，而是視為由處于不同程度控制下的衛星國組成的一個地區。各地的日本軍隊都儘可能地靠當地供應給養，常常造成當地的糧食和物資嚴重短缺；他們無情地徵收本土諸島所需要的一切糧食和工業原料。
反過來，日本人能提供的東西卻很少，因為他們的經濟還不夠強大，不能生產戰爭物資和消費品。
不言而喻，日本人與當地民族主義者之間的關係在經歷最初的蜜月時期之後迅速地惡化了。如果日本人延長他們的佔領，他們無疑會遇到嚴重的起義。對日本人來說幸運的是，他們在
1945年不得不撤退。撤退時，他們千方百計地在西方恢復其統治的道路上設置種種障礙。
在印度支那，他們推翻了維希政權，承認了胡志明的臨時政府；在印度尼西亞，他們將政府交給了民族主義領導人蘇加諾；在許多地區，他們把武器分給了當地的革命組織。
毫不奇怪，日本人撤退後的
10年內，東南亞所有國家都贏得了獨立。各國贏得獨立的方式各不相同，它取決干與之有關的帝國統治者。英國人在被迫正視印度的現實之後，在處理東南亞的民族主義問題方面是最現實主義的。
1918年
1月，他們承認緬甸為英聯邦之外的獨立共和國，第二個月，準許錫蘭在英聯邦內享有完全的自治領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