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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成立兩個月後，日本投降，遠東的戰爭結束了。這時，獲勝的同盟國能專心致志地籌建和平。它們的外交部長在倫敦、巴黎和紐約進行了長期談判。最後於
1947年
2月頂日在巴黎與意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芬蘭分別簽訂了和平條約。
所有這些條約都強迫戰敗國賠款，限制它們的軍隊，重新劃分它們的邊界。意大利將多德卡尼斯群島讓與希臘，將薩扎尼島割給阿爾巴尼亞，將幾塊小飛地讓與法國，將威尼斯朱利亞割給南斯拉夫，意大利還失去了的裡雅斯特地區——這一地區被建立為「自由區」。當最後提到的這項安排直到
1954年仍不能實行時，意大利便併吞了這座由意大利人占優勢的的裡雅斯特城，而南斯拉夫則佔領了「自由區」周圍的農村地區。意屬非洲殖民地被置於英國的暫時託管之下，它們的最終地位有待以後決定。
在巴爾幹半島，保加利亞將它佔領的希臘和南斯拉夫的領土歸還給了這兩個國家，但它得到了它在
1919年丟失給羅馬尼亞的多布羅加南部地區。羅馬尼亞將比薩拉比亞
從1812年到1918年曾為俄國所佔有和布科維納北部地區
主要由烏克蘭人居住讓給了蘇聯，但它收復了戰爭期間曾為匈牙利所侵佔的特蘭西瓦尼亞北部地區。在東歐，還有一些不包括在衛星國條約內的領土變更，如：蘇聯從捷克斯洛伐克手中獲得烏克蘭人占多數的喀爾巴阡-拉瑟尼亞地區，並得到了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儘管蘇聯對這些波羅的海國家提出主權要求的理由是它們原為沙皇帝國的一部分，但西方列強仍不願正式承認蘇聯對它們的併吞。
與這些衛星國條約的條款同樣重要的是在他們的談判中長期存在的外交上的爭論，它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和冷戰的來臨。這次談判的氣氛完全不同於雅爾達會議上的氣氛，蘇朕力求為軸心國的那些現在其勢力範圍內的衛星國獲得有利的條款，而西方列強則因類似的原因而捍衛意大利的利益。到條約簽署時，意大利已被接受為西方的軍事盟國，而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則已成為蘇聯的忠順的衛星國。這些條約也許會因為承認了東歐的新的共產黨政權而為以後的人們所記得。
戰爭期間，丘吉爾時常宣稱、他決不允許蘇聯的勢力範圍向西擴展到北起什切青、南到的裡雅斯特的一條線上。然而，正是西方列強在巴黎簽訂和約時同意蘇聯將其勢力範圍擴展到這條線上。這樣做時，它們承認了歐洲的一種新的均勢——在這一均勢中，布加勒斯特、索菲亞、布達佩斯與布拉格和華沙一起面向莫斯科，而不是面向巴黎和柏林。
五、東、西方衝突的根源
同盟國在簽署衛星國條約之後未能馬上與其他敵國締結相應的條約。過了幾年之後，才同日本和奧地利達成和平協議，但與德國的和約仍未簽訂。調解的中止反映了東、西方之間日益嚴重的不和。這種不和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德意志帝國和日本帝國崩潰後在歐洲和亞洲出現的巨大的權力真空來予以解釋。
這些真空在政治領域同在物質世界中一樣是不自然的、暫時的。很明顯，戰爭一結束它們就注定要被填補。問題僅在於由誰來填補、如何填補。
這一重大問題涉及到權力關係的根本性的再調整。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樣的再調整也是難以作出的、充滿危險的，正如拿破崙戰爭後的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危機所表明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傳統的權力鬥爭中新增了意識形態方面的爭端，權力關係再調整的進行變得更複雜、更危險。
在遠東，由於美國在對日戰爭中起主要作用，並毫不猶豫地在和平解決及戰後事務中扮演相應的角色，形勢變得很單純。在歐洲問題卻複雜得多。美國對它在歐洲的地位有矛盾情緒，因為美國人歷來討厭在和平時期捲入舊世界的事務。這種厭惡在美國民眾的立即「讓孩子們回家」的呼聲中表露出來——其實，這個任務完成得很迅速，戰後不出兩年，美國軍隊已從
1200萬人減為
150萬人。
美國的決策者們以為，由聯合國處理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恢復這類較大的問題會抵消他們從歐洲的突然撤離。他們還以為，戰爭結束時在已被解放的歐洲各國建立的臨時政權很快就會為自由選舉後產生的政府所接替。因此，他們預計，隨着蘇聯在東歐居支配地位、英國在地中海和中東居支配地位、法國在西歐居支配地位，隨着所有戰時的同盟國互相合作、牢固地控制德國，舊世界會找出公平的解決辦法。
這些設想一個一個地都被證明是沒有道理的。聯合國安理會因蘇聯行使否決權而陷于癱瘓狀態。在東歐，沒有出現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而是出現了蘇聯控制下的、略加偽裝的工具——「人民民主國家」。所預計的歐洲均勢也被打破了，因為英國和法國雖在名義上仍有「大國」的稱號，但實際上已不是蘇聯的對手。
當美國正在撤離歐洲時，蘇聯卻正在使自己在其東歐保護區內處于穩固地位。蘇聯的目標是：擴張領土，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沙皇的疆域；索取巨額賠款，以幫助補償毀滅性的戰爭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在東歐建立能防止西方進一步入侵的「友好」政府。由於蘇聯努力追求這些目標，便與西方列強發生了直接的、愈來愈尖鋭的衝突。西方列強拚命反對「人民民主國家」，認為它們代表蘇聯地方總督，而不代表有關國家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