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不存在可與俄國內戰和中歐左、右派之間劇烈衝突相比的種種動亂。民主制度在西方更為根深蒂固，因此主要的社會結構更健全，並享有民眾更多的支持。此外，西方列強已是戰爭中的勝者，而不是敗者，這一事實進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不過，不能因此就說西歐在戰後數年中沒有遇到因難。
實際上，它也有許多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經濟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有着深遠的社會和政治影響。西歐兩個主要國家英國和法國的經歷可說明這一點。
英國 英國的主要問題無疑是長期、嚴重的失業問題。戰爭結束後緊接着有過一時的繁榮，當時工廠加班加點地生產，以滿足波長期抑制的消費需求。但
1920年，經濟蕭條開始出現，到
1921年
3月時，已有
800多萬人失業。
80世紀
2O年代失業仍在繼續，而
20世紀
30年代形勢變得更糟。
因此，英國的不景氣實際上從
1920年而不是從
1929年就已開始，而且無較大間斷地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要瞭解這一長期的嚴峻考驗，就應該注意到，英國戰前的經濟是以進口食品和原料、出口製成品為基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建造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新船隻，出口它所生產的九分之七的棉布、三分之一的煤和四分之一的鋼鐵。此外，英國還從海外投資、金融業務和商船運輸中得到大量的無形收入。
世界大戰刺激了諸如美國、日本和英聯邦自治領之類國家的工業化，打破了這一經濟平衡。這意味着英國海外市場的減少，尤其是紡織品市場的減少；在紡織品方面，英國面臨着日本的激烈競爭。英國商船隊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壞，和英國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這一事實一樣，也使無形收入減少。布爾什維克革命進一步損害了英國的經濟，因為它不僅消滅了大量的投資，還消滅了一個重要的製成品市場。
在解釋英國的經濟困難時，至少與戰爭同樣重要的一點是，英國人本身在提高工業效率方面未能跟上世界其餘國家。最初，他們曾在工業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但現在，他們卻在使其設備現代化方面落在後面。因為他們往往不是到機器過時時，而是到機器用壞時，才更換機器，所以，每工時的生產率與其他國家相比落後了。例如，假定
1913年礦山每一工人在一個輪班中所作的工作量為
100，那麼到
1938年時在英國礦山僅增加到
113，而在德國礦山卻增加到
164，在荷蘭增加到
201。
面對效率更高的外國工業的競爭，英國製造商常採取的手段是削減工資、相互間達成確定價格、分配生產定額和分享日益縮小的外國市場的協議。這些措施並沒有面對英國工業日益過時這一根本問題。這種失敗某種程度上起因于英國社會傳統的價值觀。英國各大學最能幹的畢業生很可能進入行政部門而不是經商，因此，工業常常留給那些能力較差、未受過充分的技術訓練的人管理。
他們往往認為他們的職責是與工會鬥爭、使工資保持低水平，而不是提高工廠的效率和生產率。同時，工人不僅為提高工資而鬥爭，而且常常為阻止可能降低就業率的技術進步而鬥爭。
這些情況結合在一起造成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裡籠罩着英國的几乎未得到緩和的不景氣。數百萬家庭靠國家救濟即通常所說的「失業救濟金」維持生活。整整一代人在沒有就業機會的環境中成長。這種情況使人們在心理上如同在經濟上一樣不健全。
最後，失業者變得情緒低落，依賴失業救濟，對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這些狀況必然產生政治上的影響。最重要的是自由黨的衰落，當時工人們因希望擺脫困境而愈來愈轉向工黨。因而，這種經濟危機往往使英國政界趨于兩極分化：有產階級一般擁護保守黨，工人階級支持工黨，中產階級則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每一個黨都有自己醫治國家弊病的靈丹妙藥：保守黨提倡保護貿易制；日益衰落的自由黨提倡自由貿易；工黨提倡資本課稅和重工業國有化。
最終結果是保守黨和工黨一個接一個地交替組閣，但沒有一個內閣能大大地改善國家的命運。
隨着大戰的結束，勞合·喬治首相于
1918年
12月
14日舉行了所謂的「非常時期大選」。他的聯合政府因極端民族主義政綱而贏得了絶大多數席位——
484席；這一政綱包括將戰爭賠償金全部送回本國和嚴厲懲辦德國「戰犯」。儘管勞合·喬治獲得了絶大多數席位，但他的地位仍不牢固，因為他的支持者中有
70％的人是保守黨人，而自由黨人則分裂成他的支持者和在野的阿斯奎斯的
26名追隨者。這使工黨成為主要的反對黨，但由於它只佔有
63席，它不能指望向占絶對優勢的保守黨挑戰。
勞合·喬治從一開始起就因長期存在的愛爾蘭問題而感到窘迫。
1914年大戰的爆髮結束了自由黨讓愛爾蘭自治的嘗試。新成立的新芬黨在
1918年的選舉中獲得了
73席，這時，它正要求完全獨立。這些代表拒絶在威斯敏斯特擔任下議院議員，于
1919年
1月在都柏林聚會，並直布愛爾蘭為自由邦，因而導致了殘酷的游擊戰爭；這一戰爭一直拖延到
1922年勞合·喬治同意愛爾蘭自由邦享有與其它自治領相似的地位時為止。
